学术期刊对于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期刊界与学术界对于这个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见解。笔者在此仅从学术期刊与现代学科发展史的视角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合新时代对学科建设的要求，对学术期刊，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的定位问题略述管见，以期对当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和学术期刊发展有所助益，也借机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历史上的科学、学科与大学
近年来中国的政、学两界都在关注一个同样的问题，当今世界为什么没有产生大思想家？如果觉得上古、中古离我们太远，没有多少可比性，那么我们可以从早期近代或者大学产生以来算起，为什么当代没有出现启蒙时代那样一批思想家？我们看不到世界各国有能够跟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跟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密尔比肩的学者；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在１８、１９世纪的德国出现的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亦或是稍晚的韦伯、桑巴特，那样一批可以被几个学科奉为大师的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问大家。上边所举各位先贤无一不是横跨几个学科的大思想家，如伏尔泰是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思是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百度百科里的介绍就被冠以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可能还漏掉了历史学家。相比之下，即使在当今教育最为发达的美国也难以见到如上述先哲那样的大家，令人不能不怀疑２０世纪美国引领世界以来是不是将教育、科研带入一个误区了。众所周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受美国影响最大，不仅晚清、民国时期刚刚起步的现代高等教育与美国高校联系密切，即使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恢复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学科体系上也跟美国高校最为相似。无怪乎有学者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碎片化”归因于对美国学术的亦步亦趋。受１９世纪德国学科体系影响至深的美国大学在２０世纪将洪堡精神发扬光大，并将其与美国自身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在学科建设上越来越规范化，越来越专业化，也越来越细化。这一趋势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表现就是期刊的覆盖范围越来越窄，围绕期刊的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小。这样的学术环境只能培养专长于某个学科的专家，却难以造就能够与上述历史人物相媲美的思想巨星。在政、学两界都在呼唤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当今时代，国家试图通过鼓励学科交叉、跨越来创造有益于大师成长的学术环境，应该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中国想抓住机遇寻求教育、科学上的突破，就不能不对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学科体系和学术期刊定位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以期能够为人类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产生应该早于大学的出现，只是在后者出现以后才成为其主要教育形式。欧洲现代大学滥觞于中世纪，尽管对于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大学（Ｓａｌｅｒｎｏ）和北部的博洛尼亚（Ｂｏｌｏｇｎａ）大学何时出现尚无定论，但有迹象表明，早在公元１０世纪前后，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因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职业或才艺教育机构。地处意大利北部交通要津，博洛尼亚在１１世纪就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生前来求学。来自各地的学生汇聚在一起形成学舍，并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组成一种类似于行业公会的“大学”。［１］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大学教育和学科发展在以反宗教改革为目标的耶稣会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新气象。１５４８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Ｋｉｎｇ Ｊｏ?ｏ ＩＩＩ）命令设立“艺术共同体”（Ｔｈｅ Ｃｏｌéｇｉｏ ｄａｓＡｒｔｅｓ），作为一种预科教育，为将要进入科英布拉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ｉｍｂｒａ）学习神学、法学、教会法和医学的学生提供自然哲学方面的知识训练。在稍后的１５５３年，耶稣会在埃武拉建立了一所耶稣会学院，并从１５５９年起升格为大学，其教学划分为四科（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人文、艺术、神学与道德神学。随着耶稣会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教活动的扩展，对关乎世界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知识需求也在日益增强，如明代到达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发现，他们取信于中国朝野的最好方式就是计算出更为精确的历法，这就要求他们在欧洲的耶稣会学院和大学中接受更好的数学训练，原来不受重视的数学等自然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获得迅速提升。①为抵制宗教改革而设立的带有反动、保守色彩的耶稣会学院，却成了南欧诸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先锋。在意大利，很多耶稣会学院提供与罗马大学同样的课程；在萨萨里和卡利亚里，耶稣会学院与大学之间互相渗透；在帕尔马，大学成了耶稣会学院的附庸。有学者注意到，“罗马学院的教学大纲被复制到全欧洲的耶稣会学院，其中包括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ｉｍｂｒａ），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要在那里接受他们的最后培训”。［２］８３明万历十年（公元１５８２年），意大利裔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来到中国，从此在华传教２８年，直到１６１０年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向中国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同期来华的另一位意大利裔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１５４３—１６０７）也向中国士大夫们介绍了欧洲数学、机械钟和棱镜方面的知识；而另一位同属耶稣会的德裔传教士汤若望（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Ｂｅｌｌ，１５９２—１６６６），以及稍晚于前边几位的耶稣会士南怀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１６２３—１６８８），在学识上也毫不逊色，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卓越贡献。［２］８２－８３，１０２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的博学多识，让那些与他们交往的中国学者不能不为之叹服，也因此在中国开西学之风。从明清众多来华传教士的学术素养和科学水平，足可见当时欧洲天主教参与的高等教育成就之一斑。而在１５３０年以后的北欧各国，新的路德派大学取代了过去在高等教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大学，但原来天主教大学开设的科目如医学、数学和自然哲学仍然保存下来。不仅如此，在有的北欧国家如丹麦，这些学科成功酝酿出１５７０—１６８０年间丹麦科学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哥本哈根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科学家。与上述耶稣会学院培养的一批科学家相似，这个时期的很多丹麦科学家，以我们现代的眼光看，多是属于跨学科的学者，如伊拉兹马斯&;巴托林（Ｅｒａｓｍｕｓ Ｂａｒｔｈｏｌｉｎ），既是解剖学家、物理学家，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此广博的学识反映出当时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融通性、综合性特征。大学因其自身的教育和研究功能，从产生之日起就趋于将思想和知识体系规范化，对于推动现代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大学并不是思想与知识的垄断机构，与教会相比，中世纪的大学尚处于社会的边缘。大学地位的改变有赖于启蒙运动打破教会的思想垄断，并进而取代后者成为思想和知识传播的主战场。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代替神性成为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原动力，１９世纪诞生的现代大学，将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作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也让诞生于１７世纪的学术期刊在大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１８０９年在现代学科发展史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洪堡在德国创立了洪堡大学，标志着现代大学体系的诞生。洪堡大学的办学理念体现在被称为新人文主义的洪堡思想中，即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倡导对真理和个性的追求，在实践中主张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将科研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所谓科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在洪堡看来是能够帮助学生智力训练、道德提升和情感培养的纯粹的知识追求。洪堡大学的学术自治和真理探索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使之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也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除了自然科学、法学、医学和历史学等传统学科之外，洪堡大学还发展了很多新兴学科，从而在学科设置上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体系。
二、学科细化与学术期刊的专业化转向
也是在１８０９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份现代学术期刊《哲学汇刊》将其创刊以来包罗万象的学术文章，按照１９世纪初已经形成的学科界限加以分类，从而让１７世纪以来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按照后来的学科划分完成了归队。就像早期的科学学科并未细化一样，创刊于１６６５年的《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也都是覆盖多种学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综合刊。对于《哲学汇刊》来说，这种全学科状态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１８８７年才一分为二：Ａ卷主要覆盖物理学、数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Ｂ卷则侧重于生物科学。与１９世纪以来学科细化的大趋势不同的是，《哲学汇刊》至今保留着跨学科特征。如果我们翻开早期的《哲学汇刊》，就会发现该刊在内容上包罗万象，不仅覆盖了科学革命之初出现的多数新科学，而且也涉及后来被归属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领域。１８０９年伦敦出版的《哲学汇刊》选集，按照当时的学科习惯对１７、１８世纪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体现了１９世纪初已经趋于成熟的学科概念。首先是自然哲学类目下的声学、天文学、水力学、静水力学、电磁学、气象学、光学、气体力学等；其次是在“杂集”（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ｉｅｓ）类目下的农学、古文明、建筑学、语法、历史、音乐、绘画、透视、雕塑、旅行、航海（Ｖｏｙａｇｅｓ）等；第三是与医学相关的类目，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外科手术、内科医学、药剂学、化学等；第四是自然历史类目下的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第五是年代学、地理学、数学、力学、航行学（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等。可以看出，１９世纪初欧洲的学科分类与我们今天的划分方式在门类上还是略有不同的。１８、１９世纪是现代科学迅速崛起的时代，也是报刊杂志的繁荣期。随着学科分支的不断细化，学术期刊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学界对德国大学和科学家们在现代学科划分上开风气之先已有广泛认可，但却很少注意到德国的专业化期刊对于现代学科划分和学科专业形成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学术期刊史上第一份专业性期刊正是１７７８年诞生于德国的《化学杂志》。科学史家卡尔&;哈伯尔在其研究中发现，德国化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甚至早于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１７７８年洛伦兹&;柯雷尔（Ｌｏｒｅｎｚ Ｃｒｅｌｌ）创立的《化学杂志》（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７８４年更名为Ｃｒｅｌｌ’ｓ 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ｓ Ａｎｎａｌｅｎ）就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主要论坛。在莱布尼兹等人的引导下，１７０１年即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一世在柏林建立了科学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在他及其继任者的扶持下，德国的现代科学发展迅速，从１７２０年到１７８０年，德国的化学研究迅速崛起，很快跻身欧洲前列。根据哈伯尔的观察，“到１７７０年代晚期，德国化学家已经准备好建立一个以学科为导向的全国性的共同体（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然而，他们虽然都以“德国化学家”自居，却因为缺少彼此间的沟通渠道而未能真正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化学家们只是埋头自己的实验，对别的化学家的工作无从了解，也没有彼此视为同行。明眼人可以看出：“只有一份能够起到论坛作用的期刊，让他们建立起常规性通讯联系，才能将他们纳入一个德国化学共同体。”①此时，一位关注德国的科学进步尤其是化学研究地位的德国医生洛伦兹&;柯雷尔进入人们视野，他在１７７８年夏天推出了一份期刊，刊名就叫《化学杂志》（全名是《献给自然科学、医学、国内经济和制造业的化学杂志》，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ｕｒ ｄｉｅ Ｆｒｅｕｎｄｅ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ｌｅｈｒｅ Ａｒｚｎｅｙｇｅｌａｈｒｔｈｅｉｔ，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ｕｎｇｓｋｕｎｓｔ ｕ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ｎ）。第一期上刊发的内容主要是柯雷尔及其周围朋友的作品，其中比较有意义的是柯雷尔的序言。他首先赞扬了过去几年通过汇集实验、观察成果而在化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接着口气一转，警告他的德国同行说：“我们（德国）民族如果指望（在化学领域）领先于其他民族，必须沿着通往荣誉和霸权的艰辛道路继续前进。”然而，在他看来，他的同胞未能经常报告他们的发现，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发表不足以成书的发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柯雷尔决定身体力行，充当“每位化学家所有新实验的收集者，除非他们有更好的方式公之于众”。②这样，柯雷尔从开始就确定了《化学杂志》的专业化方向。进入１９世纪以后，其他学术领域的专业刊也陆续创办，包括同样诞生于德国化学与矿物领域的《矿物学杂志》（１８０７），英国医学领域的《柳叶刀》（１８２３）和生物学领域的《动物学杂志》（１８３０），以及法国人在地质学领域创办的《法国地质学会通报》（１８３０），等等。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为专业刊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代表着不同学科门类的专业刊的崛起在教学与传播上强化了学科划分的正当性。综上可见，无论是学科的细化还是期刊的专业化，都是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大势所致，取决于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或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学与期刊
如同现代科学一样，现代学术期刊对中国来说也是舶来品。本杰明&;艾尔曼在其名著《科学在中国（１５５０—１９００）》一书中，系统介绍了经传教士之手移植过来的现代科学以及与之对应的现代学术期刊的创办。根据艾尔曼的研究，“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传教刊物是１８３２年由美国人裨治文（ＥｌｉｊａｈＣｏｌｅｍａｎ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在广州创办的月刊《中国丛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该报直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都是西方研究中国严肃学术的主要窗口”。［２］３５９裨治文和德国人郭士腊（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Ｇüｔｚｌａｆｆ）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先锋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最早一批现代学术专著从１８３７年开始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内容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博物学、医学、力学等学科。郭士腊１８３３年创刊于广州的英文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现代学术期刊，以介绍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出版目标，成为后来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影响更为广泛的国内学者观世著作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２］３６０中文学术期刊在国内的诞生要更晚一些。墨海书馆从１８５７年１月开始出版《六合丛谈》，由来自伦敦传教会的伟烈亚力（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担任主编，王韬和李善兰担任汉语主译。尽管这份科学月刊出版了不到两年就停刊了，却为中国传统科学知识和欧洲现代科学知识的衔接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伟烈亚力在第一期的开篇中即介绍了一些重要学科的中文术语，包括化学、地理、动植物学、天文学、代数和微积分、电气、重学等，［２］３７３－３７４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学科概念。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朝野与西方政、教、商各界的合作加强了，又正赶上欧、美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和传播革命，现代科技和教育借着洋务运动的大潮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欢迎，中国第一代现代科学家和中国第一批中文学术期刊在与欧美传教士的合作中应运而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国人丁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ｒｔｉｎ）是一位对于中国现代学科发展和期刊发展同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的丁韪良１８５０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先是在宁波传教，１８６３年来到北京，传教之余翻译了《万国公法》，创造了诸多沿用至今的中文法律术语，如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政治、选举、国会、制宪，等等。１８６９年，丁韪良辞去了北美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京师大学堂开学，丁又被光绪帝任命为西学总教习，授二品顶戴。丁韪良不光曾经执掌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教学工作，而且与艾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Ｅｄｋｉｎ）等人于１８７２年８月创办了《中西闻见录》（Ｔｈ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该刊尽管在内容上略显庞杂，但其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之功不容忽略。有学者认为，“《闻见录》零星地给中国传来了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地震地质学、矿物学、解剖学、法医学，防疫学、药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等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的基本常识，也零碎地带来了高空探测、铁路修筑、钢铁冶炼、玻璃制造、火车、汽车、轮船、起重机、新式枪炮、最新天文望远镜及其它机械制造、最新电报电话发明等多方面的常识性基础技术知识”。［３］艾尔曼对《中西闻见录》上刊发的３６１篇文章鉴别后发现，“有１６６篇（４６％）包含科技方面的内容，主题既包括铁路、采矿和电报技术，也包括天文、地理、化学和医学。后来还增加了西方科学家传记。其他许多文章则涉及政治、经济、时事等内容”。［２］３８６通过对文章作者背景的分析，艾尔曼还注意到另一现象：“通常，该刊会刊载李善兰的学生在科学课上的考试论文和数学作业，旨在提醒《中西闻见录》是京师同文馆的刊物。”［２］３８６我们可以从上述历史线索中找到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与学术期刊三者的关联性：如果说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的话，《中西闻见录》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得益于该刊的传播之功，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科划分才逐渐深入人心。由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机构更新和人事变动，《中西闻见录》在１８７５年８月停刊，继之而起的是１８７６年２月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前者的续刊。１８７４年３月，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佗（Ｗａｌｔｅｒ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等人倡导下，旨在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格致书院成立，主持其事的傅兰雅（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开始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先后襄助其事的是中国近代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和王韬。与《中西闻见录》相比，《格致汇编》在内容上更集中于现代科学和技术，也就是今人眼中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这样，我们又看到短短几年内，中国学术期刊由接近于大学学报形式的综合刊向基于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刊的转型，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轨迹具有象征性意义。当然，与前文提到的《哲学汇刊》类似，《格致汇编》严格来说也是一份包含不同学科的综合刊。总的看来，洋务运动时期的学术期刊在中国学术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衔接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就和话语体系，又沟通了西方现代学术方法，引介了科学革命产生的现代科学成果，为中国现代学术和学科发展搭接了桥梁。用本杰明&;艾尔曼的话说，就是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话语，接受和诠释了现代科学。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原来兼容中西的科学传播方式，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开启了包括学科划分、学会成立和期刊创办等关键环节在内的中国的科学革命。从期刊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学术发展史，可以看到甲午之后中国学术专业刊的兴起。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早期留学欧美的一批知识分子在系统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之后，自发组织起各种专业学会，并创办了一批专业刊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如由农学会创办的《农学报》（１８９７）、由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１９１０）等，成为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与欧美国家的学术期刊发展路径相似，专业期刊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综合刊的地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富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学报在２０世纪初正式登场，１９０６年东吴大学学报创刊号《学桴》问世，被学界认为是“最早的中国大学学报”；［４］另一方面，早期留学生们也根据欧美学界的经验以学会为中心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综合刊。１９１５年１月，留美归国的任鸿隽在上海创办《科学》杂志月刊，旨在“阐发科学精义及效用”，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发展的状况”，成为民国时期最早的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５－６］回顾三个半世纪的学术期刊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科学的进步，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作为科学家交流园地的学术期刊的滋养和推动；随着科学研究从早期的任意性探索转向１８世纪后期以来的学科化发展，专业化期刊迅速成为主流，成为不断壮大同时又不断细分的学术共同体的核心；而一流学科的崛起离不开一流学术期刊的支撑，柯雷尔的《化学杂志》等专业刊的成长显然助推了德国以化学为引领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之能够在欧洲后来居上；中国近年来学术专业刊的成长也预示着国内专业性学术共同体的日渐成熟，为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做好了必要准备。
四、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与学术期刊的当代使命
既然科学研究的深化与学科划分的细化已经成为科学革命以来的历史趋势，中国的学术研究似乎只能亦步亦趋、随波逐流了。这种追随别人的做法对于自信心不断增长的国人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于是就有了近年来学界各领域对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学术成败得失的反思和讨论，也催生了“新理科”“新文科”等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新思路。概而论之，对中国学术发展问题的反思主要来自两种思路，但却指向同一问题。一种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目的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出发，指出科学主义对指导人文、社会研究的局限性；另一种从中西之分这一让中国人纠结多年的争论出发，指出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对西学亦步亦趋、盲目追随，导致中国学术界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造成了中国学术的碎片化。上述有关碎片化的批评在偏人文的中国史学界显然更为突出。不过，大多严肃的学者对所谓“碎片化”问题持客观冷静的态度，认为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研究、包括在批评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不存在“碎片化危机”。《近代史研究》在２０１２年第４、５期，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郑师渠将对“碎片化”的批评追溯到１９８７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的批评，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却认为：“从历史上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正是经历着不断的‘碎片化’与不断的‘整体化’（或叫‘综合化’），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７］而王玉贵和王卫平显然不认为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是一个问题，他们强调说，“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细部和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前提和基础”。［８］然而，何以当今的某些史学研究，甚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呢？粗略归纳，原因大致如下：一是学术行政化、科研绩效工分儿化助长了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一年一度的绩效考核让在岗学者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为挣满工分儿而奋斗，难以着眼于长远目标，难以集中精力十年磨一剑，也就难以产生足以写进学术史的旷世之作。这样的问题不仅学术界为之痛心疾首，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与教育、科研等相关的各部位也为之忧心如焚，从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反ＳＣＩ”“反五唯”和提倡代表作制度等各项措施中，可以看出中央对学术研究现状的不满。即便如此，明眼人可以看出，当下诸多学术乱象的根源仍在于体制弊端。［９］对于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朱剑曾有过透辟的分析：“评价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势的，强势的评价又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研究的，学界为何没有能力制约不合理的评价反而被它牵着鼻子走”，原因在于这些“评价机构正是通过行政权力部门的授权，或者其评价结果为行政权力部门采信”而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的，更因为这些结果又成为行政权力部门分配学术资源的重要参考。［１０］二是学术共同体发育不全，未能形成一种围绕一等大题目的讨论氛围。近年来对学术共同体的讨论有庸俗化的趋势，很多学者，也包括期刊界学者言必称学术共同体，随便开个会，拉个群都是学术共同体，却忽视了学术共同体本身是无组织、自发性的，其存在的目的是维持一种接力式的前仆后继的学术探索，为了纯粹的学术目标，学者们会自发地在别人停步的地方另辟蹊径，奋勇向前。而当今中国各领域的学术竞争，更像是一窝蜂似的马拉松比赛，参与者都只盯着自己的目标而无暇顾及他人的成就。这样的参与者即使如希波战争中的斐里庇得斯一样能跑，也终有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止步的终点如果没有人接过接力棒继续前行，再辉煌的成就在学术长河中也不过是一堆散落的碎片。这样的比赛即使声势再浩大，对学术进步的贡献也会十分有限。因此，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不仅仅是当下能够互相激励、欣赏、批评、互动的学术群体，还应该是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使命担当者，是能够将散落的碎片串起来的人。三是学术期刊未能发挥应有的学术交流的功能。避免碎片化的最好方式不是人人都做大题目，而是围绕某些核心问题在学术共同体中展开深度交流、讨论。这种讨论不应该是王晴佳所批评的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反复论说：“许多观察、结论都是大同小异，了无新意”，“或者抓住一两条相关史料，重复检讨”。而应该是他倾向于肯定的新文化史的视野，即“眼光朝下，研究原来不为人注意的、无关历史进化的日常小事或边缘人物和事件”。［１１］史学研究烛光所照之处，任何小事都可能有大的关联，诚如罗志田所论：“第一，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能反映出整体；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断，却可能是有意为之，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第三，中断亦如四时，‘终则有始’……片断也能可能是创新的机缘，甚或本是新说的起点。”［１２］这些日常小事或边缘人物体现的碎片是否存在相互相通的基因，或者如罗志田所言可以反观整体的ＤＮＡ，散碎的表象背后是否隐伏着体系或关联，这些事件或者人物本身是难以自证身份的，而是需要熟悉相关研究的历史学家去辨识、剖析，也就是历史研究中通常所说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不仅作者应该具有这样的关怀，读者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眼光。不仅历史学者应该如此，以追求真相、真理和科学前沿为目标的所有学者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而能够为作者和读者提供这种交流平台，将看似互不关联的碎片联系起来展开讨论、批评的载体，则非学术期刊莫属。因此，如果说当下中国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碎片化的危机的话，学术期刊是不是没能充分发挥在学术成果之间制造关联与融通的作用，学术期刊的交流与互动功能是不是被忽视了，就是期刊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了。新文科设想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学术研究碎片化的反思。现代学科划分的不断细化也为不同门类、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制造了隔阂和障碍。随着研究的深化，各学科都形成了一套只有在学科内部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才能熟悉的语言、符号和范式，只有使用这些语言、符号和范式的成果才能获得同行认可，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本学科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互动，也就难以激发不同学科学者围绕同一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探索、对话、交流的兴趣。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很难指望各自为战的各学科，能够产出国家、社会重大关切、对国计民生或者人类文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了。正是出于上述担忧，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打破学科壁垒，追求融合发展。如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在肯定了分科对于专业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强调分科的缺点在于其“导致知识分割。知识被切成小块，彼此间的联系丢失了。学术虽越做越深，但同时也越做越小，学者们的领域不断缩小，最终变成一两个专题”。他指出：“若再不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那么不仅知识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连更深入的研究都难以做到了，学科界限成了障碍。”根据他的观察，“在２０世纪下半叶，交叉之风盛行于理工科，由此造成科学技术的爆炸性突破。文科的交叉相对缓慢；但我们静观过去半个多世纪文科的发展，重大的学术成就也离不开学科交叉，甚至是大跨度的交叉”。［１３］同样出于对重大学术成就的期待，王学典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解读了新文科的内涵。他写道：“新旧文科之间，除了内容上有无中国特色之外，另一点差异，就是‘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就是那种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大融合’的文科。”［１４］对于近来越来越高的以学科融合发展新文科的呼声，罗志田从中西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找到了依据。他援引了钱穆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人对学问的态度是重人过于重学，故治学不提倡‘分科’，尤其不注重区分学的细微内容”。即使在操作上不得不“术业有专攻”，“学虽已分而人还是心存整体”。［１５］这似乎在提醒我们，新文科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复兴中国的学术传统，对于宏观的偏爱、整体的关怀和融通之学的追求，在中国学术史上有迹可循，当然也可以说存在一种路径依赖。即使我们不去顾及中西学术传统之分，单从科学理性和文明发展的角度，基于上述分析，也不能不承认学科之间的跨越、融通、交流、对话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学术发展的一种必要选择。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在定位上应该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在新刊创办、栏目设置和专题组织等方面，积极探索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和问题导向的新路子；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相近学科、领域和学术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鼓励宏观视野下能够以小见大的微观、精细研究。当然，教育与学术发展方向事关国家未来的竞争能力，不能不谨慎行事，在尝试这种学术转向的同时，仍要珍惜人类数百年的专业化成果。事实上，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在欧美各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尝试，近３０年很多美国大学都成立了跨学科研究机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但似乎没有影响到各学科的正常发展。在中国高校还在为一流学科而奋斗的今天，所谓大文科、大理科也只能是一种尝试而已。反应在学术期刊建设上，还是应该坚持和发展以专业刊为主、交叉和综合刊为辅的道路。
五、结论
总之，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其存在形式反映着学术共同体的结构和特征。１９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引领的学科划分体现了科学探索的发展规律，为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做出了贡献；但如果缺少整体关怀和关联纽带，缺少学者间围绕重大问题的对话与交流，不免会导致学术研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巨大浪费。而学术期刊作为学者发表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应该肩负起将碎片化的研究关联起来的使命，为新文科建设等学科发展的新探索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原祖杰 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