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价值观教育的内容问题
面对文化转型，当前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那些具有“时代意义和特征”的价值观内容进行梳理。具体来说，就是要着重关注那些为适应文化转型的需要而必须加强或补充的“新的教育内容”。本研究试以我国当代文化生活的新变化举例说明。
(一)政治文化转型与价值观教育
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我国政治文化转型面临的艰巨任务。“参与型政治文化”也称为公民文化，它与臣属型政治文化、狭隘型政治文化相对应，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以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Ⅲ要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有赖于健全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体制，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公民是否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现代素养。它要求公民具备相应的价值观，比如：
第一，对政治生活的价值认同。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许多人对政治生活或漠视或疏远。因此，重建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价值认同，激发公民重视并主动参与政治决策的热情，是当前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二，对“主权在民”的价值认同。只有在公民中牢固树立权力的“民有”意识，消除“臣民”意识，才能激发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对“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的认同。它强调公民对运用“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有强烈的认同。这对于预防和减少由公民的“无序参与”而带来的社会发展代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四，对不同利益主体“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态度。它要求公民打破狭隘的利己主义观点，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也能承认他人利益的合法性、合理性。
此外，我们还需要引导学生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概念进行价值反思。
(二)经济文化转型与价值观教育
经济生活领域的变革，是推动我国社会文化整体转型最有生命力的领域。因此，关注经济文化转型对价值观教育的影响是思考转型时期价值观教育未来方向的必要内容。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有的学者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组织、经济、文化资源三个维度，提出我国原有相对简单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与失业半失业者等十大阶层。在这些阶层中，私营企业主是文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特殊而又特别值得关注的阶层。目前，私营经济已占有国民经济1／3以上的比重，并在增加国家税收、促进就业等方面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为此，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企业家的重要性空前增强，“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将企业家纳入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显著标志”。为培养大批适应时代要求的企业家奠定终身发展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与“企业家”相关的价值观教育。
第一，关于“企业家”角色的教育。企业家这一社会角色的主要活动就是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的社会价值理应受到肯定。但是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以及十年“文革”的影响，“富人”是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名词。在中小学教材中，那些富有的私营企业主往往被赋予“社会的剥削者、寄生者”的标签而受到否定。显然，这对于培养未来出色的企业家是不利的，同样，对于社会各阶层和睦共处、共同进步也是不利的。
第二，关于“创业精神”的教育。成就一个企业并使之健康成长需要艰苦奋斗、积极向上、思想开放、善于反思等创业精神的支撑。因此，把创业精神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第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教育。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员工、所有者、消费者、社区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起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等责任。企业家只有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才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多应有的贡献。然而从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整体上还比较低。加强社会责任的教育并使之内化为未来企业家的人格内容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三)道德文化转型与价值观教育
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人际关系也正在悄然改变，具体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和交往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使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体现出“人情至上”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明确区分“家里人”和“家外人”、“陌生人”和“自己人”，并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在朋友之间人们会“称兄道弟”，而对于陌生人则往往漠然处之。第二，喜欢在交流中注重关系和情感。人们喜欢用和谐而非对抗的方式交往，直率、公开的辩论、友好的异议以及忠诚的反对等，在中国文化中难以立足。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商品交换的基础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而是基于商品价值的平等交换。因此，契约关系必然取代血缘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的主导地位。契约关系要求排除情感的干扰，按照协议平等地享受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我国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传统血缘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制约着现代契约关系的发展。
与人际交往生活的转型相适应，价值观教育需要关注新的内容：
第一，关于“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界限的教育。个人利益受到何种程度的尊重，是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在我国，传统的“重义轻利”准则正在受到市场经济“经济人”准则的挑战。“经济人”的最大特征就是“自利”，即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最高目的。它肯定了个体追逐世俗利益的合理性，从而为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通过追求个人利益而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又使拜金主义成为可能。所以，一方面，我们应从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充分强调尊重“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个人利益”的合理界限，引导人们接近更高的道德理想。
第二，培养人际交往中“利益平等”的价值取向。商品经济要求双方在交换过程中利益均衡，以确保商品“等价交换”。这就要求在人际交往中减少“人情”的干扰，承认双方“个人利益”的同等合理性。当然，“利益”平等不能成为社会交往的唯一原则。如，对待弱势群体就不能将纯粹的“等价交换”作为政府和个人的行动指南。
第三，正确认识“人情”的价值。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一方面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又严重影响了非血缘关系的发展。因为“血缘关系在发生它的功能时，常使人只问恩怨，不问是非；常使人只讲情分，不管对错。”如：在科学领域，它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受到损害；在法制领域，它使法律的权威一再受到践踏，法制现代化的步伐一再遭到阻挠；在公共管理领域，它成为钱权交易的催化剂……因此，价值观教育应认真对待人际交往中的“人情”问题，使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人情”。
(四)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型与价值观教育
今天，“全球化”“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转型不可回避的时代背景，它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转型——从封闭到开放。全球化的推进使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速度与强度都史无前例，从而为“多元文化”状态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历史。这一历史尚未终结，相反，它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开辟新的篇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据此调整好对待多元文化的心态，以便从中受益。这就要求我们把培养合理的文化价值观作为重要内容：
第一，承认每一个文化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依据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因此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文化的多样性为相互影响、彼此借鉴从而确保人类文化生生不息提供了保障。
第二，学会用“平视”而非“非此即彼”的眼光对待多元文化。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是我们面对多元文化时容易跌入的窠臼。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是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从顶峰跌入低谷又从低谷向顶峰艰难攀登的历史，也是狭隘的民主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交织、纠缠不清的历史。面对新一轮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必须学会平心静气，用理性的眼光客观地评价自我与他人。
第三，承认没有处于“完成式”的文化。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文化都有待进一步发展。只有具备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才可能对多元文化时刻保持“反思”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激发起改造和推动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诚然，文化转型对价值观教育提出的新任务还远远不止上述内容。我们只是举例说明，在当前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需要花费足够的精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从文化整体转型的广阔背景中“提取”那些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特点”的价值观，从而使价值观教育本身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特点”。
二、关于价值观的“一元”与“多元”
在多元文化时代，价值观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这就迫使学校教育必须面对“一元”和“多元”的选择问题。这一选择主要涉及到如何处理好“主导价值观”与“非主导价值观”的关系。
主导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它对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同时存在的现象。改革开放前，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价值系统处于高度一致的状态，主导价值观所遭遇的挑战相对较弱。进入转型时期，原有高度一致的价值体系开始分化向着多元化发展，主导价值观面对的挑战也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的是，价值观多元化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从宏观上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价值观会受到违背时代要求的价值观的冲击，此外，价值观的多元化容易增加人们行为的差异和冲突，从而加大社会分裂的可能，增加社会稳定的风险。从微观上看，不同的价值观在个体身上同时存在时，个体会由于价值选择的冲突出现困惑和迷惘，从而影响身心健康，降低精神生活的质量。为此，确立主导价值观，无论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还是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都是必需的。
确立主导价值观，并不是要消灭价值观的分歧，因为“所谓主导价值观，是以多元价值观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多元’也就无所谓‘主导’”。确立主导价值观是要为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体系确立能够共同遵循的基准，从而减少价值观的分化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减轻由价值观的分裂对个体心理的消极影响。因此，文化转型时期的价值观教育应依据时代需要探索主导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三、关于价值观的“民族性”与“普适性”
我们可以把“民族性”和“普适性”的问题放在“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中思考，因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道路”本身的共性与个性，是影响价值观“民族性”和“普适性”的决定性力量。
“现代的”和“现代性”，在不同的学科话语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当代西方，它们往往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意指“现代工业的——而今是后工业的——社会”，第二种用法，则指欧洲启蒙运动的方案，强调理性、秩序、国家、克制与进步的信念。
第一种用法上的“现代化”最早发生在西方并最早在西方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与“西方化”可以被看作一个同义语。然而，今天的现代化模式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欧、北美的模式。因而，“西方化”已经不能再涵盖现代化的丰富内涵。“现代化”更应该被看作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用以指称这些不同模式之间的某些相似特征，如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现代化就会失去其确切的内涵，因而，现代化的问题只能在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和空间中探讨。在第二种用法上，现代化的进程还在进行之中，因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现代化”这—概念都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概而言之，在当代，“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正在进行之中的并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探索的过程。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并没有可以复制的对象，而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依据自己的历史和当下现实摸索前进。一方面，它具有世界各民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诸如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和我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探索新型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征。
我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决定了价值观教育的双面性：一方面由于它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因而在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必然具有其他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共性，体现出“普适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必须符合我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它又必然会承载我国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内容，在目标、方法等方面都会体现出“民族性”。
[摘要]文化转型时期，社会价值系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对价值观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价值观教育要根据新情况更新教育内容；要处理好价值观“一元”和“多元”的关系问题；要处理好价值观的“普适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文化转型；价值观教育；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