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的形成
1．1关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与性质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面取代与超越的过程，也就是“政治解放”不断向“社会解放”提升的过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一“社会解放”过程中确立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并不断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贯彻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领域。这种“社会解放”本身就内含着社会管理的使命。
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总体特点的科学预见
马克思将其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定位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据此，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根本指向就是建立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联合体，“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并且“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所以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构成的联合体，即是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承担者。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它解释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真正关系，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管理活动的本质规律，也要求人们把对社会管理问题的认识切实置于“现实性”基础之上，所以这一理论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该理论启发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应采取何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具体形式，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本质属性的实现程度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总体历史条件。为此，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能超越阶段，要根据现实条件的变换，逐步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一般内涵与特殊逻辑的认识，从而不断完善中国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具体运行体制和机制。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实践中，对社会管理问题曾经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设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保障与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思想。毛泽东非常关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社会建设和管理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强调“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随后他有不少关于怎样展开社会管理事业的讲话，其内容都涉及到如何进行管理城市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整体任务，以坚持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社会管理的体系、机制、主体、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改革伊始，邓小平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指出应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他清醒地认识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有全新的战略思维，“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同革命时期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高度重视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的问题，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同时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新时期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体制转型，必然是一个深层次矛盾凸显的过程。因此，邓小平社会管理观特别注重社会稳定的维护，对此问题，他是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管理事业高度关注。江泽民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极端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要注意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这10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深刻总结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2003年，胡锦涛指出“社会管理机制涉及方方面面，要统筹安排、逐项加强，同时要注意加强各种社会管理机制之间的衔接，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上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观点在新时期的重要总结。可以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富含社会管理的观点，这些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管理继续开展新的探索。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目标要求。此次全会将过去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这体现出思维理念的深刻转换，而绝非词语表达的简单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因此，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我党对社会管理进行长期探索的主要经验总结，和对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也昭示了我党的高度执政自觉。当然，全面完成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提升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完善的实践创新与观念重构的工程。从现阶段看，推进社会治理变革的实践中应着重确立的基本理念有4个方面：
（1）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协调多方共治，汇聚现代治理体系的强大合力。新形势下要善于动员各方力量，按其不同功能类别进行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并深度整合为综合联动的公共服务网络，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2）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1年就提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了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这深刻地阐述了社会领域改革的创新路径与实践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坚持社会治理创新同服务人民群众相统一的原则。
（3）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构建配套的制度体系。假若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善治便无从谈起。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据此分析完善制度体系的问题。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相应的制度保障至关重要。
（4）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全面纳入法治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强调，“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这说明法治在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中的突出地位。目前来看，应根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一体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以法治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更为有效地保护公民权益。尤其要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把法治优势充分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与系统效能。
4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管理以及同社会治理相关的问题，有过一系列的富有历史穿透力的分析，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被进一步发展。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展开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以克服我国现有社会治理理论研究中“西方色彩有余，中国特色不足”的倾向。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包括其中与社会治理实质内容相关的思想成分，此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工作依据的主要理论源头之一。这方面由于现有的总体研究力度不够，因而应成为新时期有关理论探讨的一大着力点。
（2）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轴的全方位改革，已经引发了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布形态和利益关系的格局。为了因应时变，建构一种更加合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更为系统且富有前瞻性的社会运行调控机制，就显得势在必行。
（3）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前提下，以其社会管理思想看待当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政策调整，我们对西方社会的“治理话语”“公共性”理论、“福利国家”等现象就会有更为清醒、更为辩证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做到善于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制度中体现人类社会文明共有规律的成果，避免对西方现有社会管理制度产生“历史终结论”式的错觉。
（4）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很多社会管理问题的分析，同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考察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基本思想，对其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研究马克思社会管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系统把握。
（5）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对人民主体作用的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也就是说，应当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我国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地把握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福东 何冰 单位:东北电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