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３６种管理学核心期刊的文献检索结果，对ＱＣＡ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ＱＣＡ方法主要应用在创新管理、社会治理、创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治理等领域，研究热度正迅速攀升，研究范式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扩展研究层次和研究情景、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规范结论的稳健性检验等方面展开，使ＱＣＡ方法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ＱＣＡ方法；内容分析法；研究范式；应用领域；研究主题
社会现象的产生与管理实践的发生通常是由多个因素并发引起的，并且引致结果的多个因素间多是相互依赖而非独立的。［１］因此，想要考察某一因素的影响效应，须同时考虑其与其他相关因素的组态关系。这意味着，现有研究中被大量应用的定量回归分析方法所假定的“因果关系对称性”是不存在的。［２］近年来，被评价为可以替代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方法引起了管理学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ＱＣＡ方法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提出了适合解决复杂因果问题的三个重要假设———并发因果关系、等效性和非对称性，可以探究前因条件间的协同联动如何共同影响被解释结果。相较于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和常规的质性方法，ＱＣＡ方法对样本量和数据来源的要求都相对更低，并且无需对跨层变量作特殊处理，大大降低了研究的复杂性。［３］ＱＣＡ方法在国外管理学研究中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较成熟的研究方法［４］，然而国内ＱＣＡ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完善。笔者应用内容分析法，对最新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目录中３６种管理学学术期刊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之前发表的关于ＱＣＡ方法的文献进行分析，从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刊载论文的刊物情况、代表作者情况、研究机构情况、基金支持情况等方面对国内管理学领域ＱＣＡ方法的应用现状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同时对ＱＣＡ方法的不同分类形式及其对应的研究范式作详细阐述，最后对目前ＱＣＡ方法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应用的热点领域与热点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本文旨在增进学者们对ＱＣＡ方法在国内管理学领域应用现状的认识，为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而推动管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一、研究方法与文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从而对ＱＣＡ方法的应用现状进行梳理与总结。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以定性的问题假设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工具对研究样本进行处理的量化分析方法，最终从统计数据中得出定性结论。［５］笔者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模式，采取据自上而下的归纳方式，利用质性文本分析工具ＮＶｉｖｏ１２Ｐｌｕｓ软件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挖掘。
（二）文献来源
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为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收录期刊，基于对文章数量过多和发表期刊水平差异较大的考量，选择的期刊来源为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目录（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中３６种管理学核心学术期刊，以此为调查对象基本可反映出目前ＱＣＡ方法在国内管理学领域的认可度及其应用进展。由于ＱＣＡ方法在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文献搜索对文献发表的起始年未作限制，文献发表时间截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将“定性比较分析”或“ＱＣＡ”输入篇名栏进行文献搜索（篇名搜索可以确保样本文献与ＱＣＡ方法紧密相关），最终搜索到７６篇关于ＱＣＡ方法的文献，以此作为本研究的研究样本。
二、数据分析及发现
（一）文献数量的年份分布
从逐年发表的文献数量来看，ＱＣＡ方法的研究已经逐渐被不少学者所知悉与采纳，但在我国仍处于待发展阶段。本研究所涉及的７６篇文献发表时间分布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ＱＣＡ方法近几年才开始被国内学者应用于管理学研究中，且文献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除２０２１年数据不全外）。２０１７年后应用ＱＣＡ方法的文献增量幅度较大，通过对文献的引用量进行分析，原因可能是２０１７年有多位学者在参考分析国外ＱＣＡ方法的应用文献后，对ＱＣＡ方法的研究逻辑、理论基础、优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介绍［３－４］，使国内学者对ＱＣＡ方法的认识更加全面。
（二）刊载论文的刊物情况
３６种管理学领域核心期刊中，有２０种期刊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前发表过有关ＱＣＡ方法的文献（如表１所示）。这说明ＱＣＡ方法已经得到国内管理学领域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认可。根据７６篇文献在各期刊所属的专题分布来看，ＱＣＡ方法主要应用在经济与管理科学、基础科学等学科领域。
（三）代表作者情况
本文列举了刊发文献数量超过４篇（含４篇）的文献作者（不限第一作者），其中发表文献最多的为杜运周，共发表５篇，其研究方向主要为组态视角与ＱＣＡ方法、制度与制度逻辑理论、创客空间与创新创业。王凤彬与罗瑾琏各发表了４篇，二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分别为组织理论、集团管控及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表２）（四）研究机构情况根据第一作者所属研究机构发表的文献数量，本文列举了发表文献超过４篇（含４篇）的研究机构，其中发表有关ＱＣＡ方法的文献最多的为东北大学，共发表７篇，其次是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分别发表６篇、５篇、５篇、４篇，且都存在同一作者多次发表的现象。（表３）（五）基金支持情况在７６篇文献中仅有１篇文献未提到基金支持情况，其余文献受到支持的基金类型如表４所示（包含两种以上基金同时支持一篇文献的情况）。其中对有关ＱＣＡ方法的研究支持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有３３篇文献受到该基金支持。其次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２１篇文献受到其支持。最后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共有１４篇文献受到其支持。除以上基金类型外，还有少量文献受到“卓越博士生”培育计划、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等基金资助。（六）ＱＣＡ方法研究范式ＱＣＡ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多种形式，根据变量类型的不同而主要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ｃｓＱＣ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ｆｓＱＣＡ）、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方法（ｍｖＱＣＡ）。笔者通过对７６篇文献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国内管理领域的学者对ｆｓＱＣＡ方法的应用较多，其次为ｃｓＱＣＡ方法，而ｍｖＱＣＡ方法只在一篇文献中出现且与ｆｓＱＣＡ方法结合应用。同时，还有少数学者对ＱＣＡ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应用做出了大胆尝试。三种研究方法的应用文献数量如图２所示（不含３篇综述类文献）。１．基于ｃｓＱＣＡ方法的研究范式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方法在提出之初，只能实现基于清晰集数据的分析。基于ｃｓＱＣＡ方法的研究范式是将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校准为０或１的二分变量来进行问题研究的一种范式。ｃｓＱＣＡ方法的优点是，它可以通过测量变量是否存在来降低现象的复杂性［６］，且ｃｓＱＣＡ方法在处理样本数量为１５—８０的中小规模样本的研究中具有较大优势［７］，缺点是可能会导致变量信息丢失及矛盾组态的产生。［２］鉴于ｃｓＱＣＡ方法以上特点的存在，众多学者将其应用于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案例研究中，或者在案例选取时排除在某些变量上取值模糊的案例。例如，程聪等人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４８个国内企业跨国并购案例进行了整合性分析，总结出四种企业跨国并购的驱动机制类型。［８］谢洪明等人借助ｃｓＱＣＡ方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整合性分析，发现了影响创新绩效的五种主要驱动模式，并指出，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需要着重考虑外部因素，减少外部阻碍。［９］２．基于ｆｓＱＣＡ方法的研究范式由于ｃｓＱＣＡ方法无法处理现实情况中大量存在的定距变量和定比变量，Ｒａｇｉｎ在２０００年提出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ｆｓＱＣＡ）。基于ｆｓＱＣＡ方法的研究范式是将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校准为０—１之间的隶属得分，从而可以研究某一条件能够被观察到的程度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的一种范式。ｆｓＱＣＡ方法可以看作ｃｓＱＣＡ方法的进一步补充，不仅可以处理类别问题，也可以处理程度变化问题和部分隶属问题。［４］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两种ＱＣＡ方法都是一种静态研究，因此默认了所有前因条件都是同时出现的，而非随时间变化的，忽略了前因条件之间的逻辑顺序。［１０］与ｃｓＱＣＡ方法和ｍｖＱＣＡ方法相比，ｆｓＱＣＡ方法得到了学者们更加广泛的关注与应用。例如，李健等人采用ｆｓＱＣＡ方法对２８个制定社会企业政策的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有利的内部政策环境是社会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同时，社会企业法律形式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多种匹配关系，它们会对社会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１１］许玉镇等人应用ｆｓＱＣＡ方法对６０起安全生产事故中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领导批示与高度重视、事故发生性质、问责类型、事故严重程度是决策问责发生的关键因子，并且构成了多条典型组合路径。［１２］３．基于多方法混合的研究范式随着国内外学者们对ＱＣＡ方法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ＱＣＡ与其他研究方法混合应用的发展前景。［１３］尽管ＱＣＡ方法与传统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在研究视角、基本假定、概念模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４］，但有学者发现，二者的差异反而使二者之间有优势互补的可能。［１４］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基于多种研究方法混合使用的研究范式主要可分为三类：（１）ＱＣＡ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例如，易明等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ｆｓＱＣＡ）探究时间压力是否会导致员工沉默，研究结果表现为三个方面：时间压力通过不同中介变量对员工沉默有不同的影响，得出了三类触发员工沉默行为的前因构型，阐述了变量间的集合关系。［１５］（２）ＱＣＡ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例如，董津津等人利用扎根理论构建了企业创新行为决策动因与机理的理论模型，并借助ｆｓＱＣＡ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１６］；王丹等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识别并提炼企业原始创新失败的影响因素，构建企业原始创新失败形成机制，并利用ｃｓＱＣＡ得到了企业原始创新失败形成机制的４种构型。［１７］（３）不同类型的ＱＣＡ方法的混合应用。例如，李韵等人结合ｆｓＱＣＡ方法与ｃｓＱＣＡ方法，利用ｃｓＱＣＡ方法发现，社区基金会的成长成熟大致可分为运作型、参与式资助型与资助型三个阶段，利用ｆｓＱＣＡ方法得出了影响社区基金会成熟度的多个条件路径［１８］；郝瑾等人同时采用ｆｓＱＣＡ方法和ｍｖＱＣＡ方法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大大提升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１９］（七）主要应用领域及研究主题本研究主要运用ＮＶｉｖｏ１２Ｐｌｕｓ软件对文献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常见的编码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研究主题设编码节点，形成研究框架，然后阅读初始文本对节点进行深入挖掘形成更细致的编码；第二种是按照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的步骤，先直接对文本进行本土化编码，形成若干子节点之后，再通过分组形成相关的类别。［２０］本研究采用第一种方式对样本数据进行整理分析。１．主要应用领域由于ＱＣＡ方法在研究含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ＱＣＡ方法多应用于某一结果变量的复杂前因研究。据此，笔者从７６篇文献的结果变量出发，结合其研究对象，对７６篇文献进行比较归类，归纳出国内管理学领域ＱＣＡ方法应用的５个主要研究领域，即一级节点，再对文献的具体研究内容进行编码，依据所得的５个主范畴进一步划分为多个子节点，如表５所示。２．研究主题及研究发现在对文献的主要研究主题正式提炼之前，笔者通过ＮＶｉｖｏ１２Ｐｌｕｓ软件中内嵌的词频分析功能，结合文章的标题、摘要、结论等内容对７６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根据文献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可以较为客观地把握ＱＣＡ方法的主要应用领域及研究的主题内容。由于所有文献的研究方法相同，因此在把文件导入软件之前对关键词中共存的ＱＣＡ、定性比较分析、影响因素等词进行了删除，使可视化图表所显现的研究主题更加凝练。（１）创新管理。结合图３所示的主要关键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精细阅读，发现ＱＣＡ方法在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聚焦在企业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有哪些，以及企业能力、环境、网络等因素如何提高创新产出等。笔者将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创新产出和创新驱动。郭元源等人发现，较高的创新产出效用组合形式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以竞争性市场、管理型政府、体系化法律为核心因素。［２１］黄钟仪等人发现，存在四种可以导致众创空间高创新产出的平台服务与政府政策的组合，并且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平台促进型”和“政府推动型”两类孵化模式。［２２］张辉等人发现，企业创新产出的提升路径包括网络嵌入—能力冲突型、网络嵌入—能力促进型、创新能力缺失弥补型和双元能力推动型四种构型。［２３］关于创新驱动的研究，杨丽丽等人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是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重要内部因素。［２４］王水莲等人发现，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无法单独发挥驱动作用，需要有效的组合形成驱动合力。［２５］（２）社会治理。结合图４所示的主要关键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精细阅读，可以发现，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聚焦在焦点事件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政策的扩散、政策工具的选择等方面。笔者将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归纳为治理措施、政策议程、政策扩散。关于治理措施的研究，王英伟发现，地方政府在邻避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强弱和内部控制力的高低［２６］；荆丰等人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民主化程度都对政府在线政务服务能力起重要影响作用［２７］；李月等人发现，省级政府数字治理应用受到组织、技术与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２８］。关于政策议程的研究，武晗等人发现，抽象的议题诉求是议程触发失灵形成的必要条件［２９］；王国华等人发现，焦点事件能否促成公众与决策者的共识，取决于聚焦能力、议题属性和决策者信念体系间的互动和影响，议题的意识形态相关性越强，共识达成的可能性越低［３０］。关于政策扩散的研究，刘晓亮等人发现，政治资源通过代理人和行政层级因素对地方创新扩散发挥作用，东部的地区性先进经验相比中西部更容易得到推广［３１］；杨志等人发现，政策爆发的必要条件是可操作性、纵向政策吸纳、中央密集干预和整体性推进策略［３２］。图４社会治理领域主题词云图（３）创业管理。结合图５所示的主要关键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精细阅读，可以发现，ＱＣＡ方法在创业领域的研究主题聚焦在制度、环境、资源等因素对企业或个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作用，以及创业企业的成本管理、商业模式等对其成长与发展有什么影响。笔者将创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创业驱动、创业企业发展。关于创业驱动的研究，罗顺均等人发现，只有当创业机会、创业动机和创业能力等要素有效组合搭配时，异地创业项目就具有较高的投资吸引力［３３］；王丽平等人发现，创业企业相较于传统企业呈现出非线性的成长模式和发展路径，并且区域产业生态、政策环境和网络能力对创业企业的高成长性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３４］。关于创业企业发展的研究，徐广平等人发现，机会识别能力是高公司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必要条件，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内部创业文化的缺失［３５］；杨英等人发现，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是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联动匹配［３６］；何良兴发现，创业行为产生与否，须考虑创业活动不确定情境下个人意愿与不同条件的组态［３７］；戴维奇等人发现，开发者角色身份是企业获得高水平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具有相同社会动机的企业家会因环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对企业创业导向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３８］（４）人力资源管理。结合图６所示的主要关键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精细阅读，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聚焦在绩效管理、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及员工沉默等行为、员工的情绪耗竭和工作投入状况等方面。笔者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归纳为绩效管理、工作行为、工作态度。关于绩效管理的研究，赵文等人发现，构建丰富的国外社会网络是大型海归企业达成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同时国内社会网络应该与国外社会网络保持一定距离［３９］；唐建荣等人发现，企业绩效的提升不取决于某一个单独的价值观要素，而是取决于不同价值观要素的横向协同配合［４０］；何文盛等人发现，高绩效、可持续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取决于多重要素联合互动，部门协同是其核心条件［４１］。关于工作态度的研究，资历较深的项目成员与工作年限少于８年的年轻项目成员的水平领导者角色认同组态有很大的差异。孙谋轩等人发现，项目成员期望与项目经理临时性授权的组合可以有效地增强角色认同，且与个体的工作年限无关［４２］；李作学等人发现，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的必要条件是薪酬制度［４３］。关于工作行为的研究，闫佳祺等人发现，促进领导者变革—交易双元领导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强度，高环境不确定和机械化组织结构是领导者变革—交易双元领导行为产生的充分条件。［４４］图６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主题词云图（５）公司治理。结合图７所示的主要关键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精细阅读，可以发现，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聚焦在家族企业、跨境电商治理、跨国并购驱动因素和集团管理模式等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脉络的演进经历了从单法人治理到集团治理、从国内公司治理到跨国公司治理的过程。［４５］因此，笔者将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归纳为集团治理、家族企业治理、跨国公司治理。关于集团治理的研究，王凤彬等人发现，公司制改造等制度因素和集团组建方式等历史因素影响了众多央企集团的管控架构选择［４６］；王璁等人发现，众多市场竞争类国有企业集团通过采用“经营价值创造层级型”或“派员层级型”控制体系支撑了集团战略的发展，部分非市场竞争类国有企业集团通过构建“威权层级型”控制体系支撑了集团战略发展［４７］。关于家族企业治理的研究，于晓东等人发现，解雇家族ＣＥＯ的常见模式有三种：外部压力模式、家族利益权衡模式、类创始人独控模式［４８］；王爽等人以２２个家族企业二代为样本，提出了家族系统的“结构－互动－功能”模型［４９］。关于跨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张正荣等人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模式可以分为要素驱动型和政策引导型，并且外资参与度和区域贸易集中度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和推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５０］；程聪等人发现，企业管控能力是驱动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８］。除以上研究主题外，笔者将涉及其他研究主题且目前已有相关研究的文献划分为其他类，共７篇文献。其中包括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应用介绍与综述类文献３篇，与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献３篇（平台管理１篇、创客运动１篇、科技孵化器１篇），民间组织治理１篇。
三、现有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一）从研究层次、研究情境的角度拓展
ＱＣＡ方法应用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所属层次进行分析发现，国内管理学领域现有关于ＱＣＡ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有关于个体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无论是个体的行为还是状态，对其成因的探索和分析都属于对复杂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ＱＣＡ方法所擅长的。因此，ＱＣＡ方法的应用可以更好地解释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４］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ＱＣＡ方法的研究层次，丰富ＱＣＡ方法在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应用。同时，由于ＱＣＡ方法具有不需要对多层次的前因变量进行处理的特性，大大降低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因此，未来研究可综合多层次前因变量来全面探讨结果变量的形成机制。在不同的情境中，同一个前因条件可能会对结果变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例如，Ｓａｎｔｉａｇｏ发现，同一种亲属关系、同一种管理角色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会因为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５１］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其应用过程中没有控制变量的区分，但是可以通过加入情境变量来达到与加入控制变量相同的效果。［１］现有研究中少有文献考虑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未来ＱＣＡ方法在研究应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增加情境变量来对现实情境进行进一步划分，探究不同情境下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性。
（二）根据样本特征进一步规范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目前，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３］，但经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中对结论的稳健性检验仍缺乏规范性。尽管ＱＣＡ方法结果的稳健性取决于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对样本数量的要求较低［５２］，但大部分文章未对其研究样本的代表性进行明确阐述。因此，未来的ＱＣＡ方法研究应加强对稳健性检验的重视，对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的适用情况作进一步阐述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张驰等人指出，现有的通过比较结果存在和结果不存在状态所得出的组态之间的差异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实际上是对稳健性检验的误解，未来的研究可对此方法的有效性作进一步验证。［３］
（三）通过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效整合深化研究结论
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在条件构型描述的基础上再对条件构型进行归纳分类，而缺乏对条件构型生成逻辑的进一步分析。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在得出ＱＣＡ方法的前因组态统计结果的基础上，结合访谈、文献或其他研究方法来探究前因间的发生顺序及前因条件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通过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探究结果变量的横向构型逻辑，再通过ＱＣＡ方法探究结果变量的纵向构型逻辑。其次，有学者指出，基于统计结果提出未来可被检验的理论命题，是当前定性比较分析的发展趋势。［５３］现有研究聚焦在检验和细化已有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大胆尝试利用ＱＣＡ方法去解决现有的悖论问题，或者利用ＱＣＡ方法提出更多创新性的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最后，目前国外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种有关ＱＣＡ的研究方法，可以对ＱＣＡ方法存在的缺陷进行弥补。例如，共存分析（ＣＮＡ）可以探究多前因变量与多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必要条件分析法（ＮＣＡ）可以使必要条件的识别更具说服力［３］，时序定性比较分析（ＴＱＣＡ）可以考虑前因条件发生的时间顺序［４］，然而国内管理学领域关于ＱＣＡ方法的研究仍局限于使用ｃｓＱＣＡ与ｆｓＱＣＡ。未来ＱＣＡ方法的应用研究应加快发展脚步，打破现有局限，对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多的尝试。
作者：马富萍 杨柳 陶世佳 单位：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