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对传播视域下的翻译虽然有了一些研究,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通过统计和分析国内基于传播学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历年刊文和专著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可以知道,目前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研究内容不够全面,研究方法略微偏重于宏观研究;还没能建立完整的翻译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指导作用研究还不够具体。因此,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传播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中去。
[关键词]传播学;翻译;统计分析;综述
一、引言
任何信息的交换和传递都是一种传播行为,所以信息的沟通过程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这种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在两个互相独立的系统间有目的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就叫作传播。把一种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相同意思表达的语言,这种转换行为就叫翻译。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充分地理解源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再运用多种方法将理解到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信息,并且可以采用这种新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实际上,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传播活动涉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言系统,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传播活动。德国的威尔斯和美国的奈达都认为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必须充分重视其传播的性质,他们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国内相关研究的先驱者是吕俊教授和廖七一教授:吕俊教授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廖七一教授于同年从信息论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翻译的传播学理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为了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发展情况,笔者对迄今为止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刊载的相关论文以及从超新图书和其他购书网站上搜索到的相关专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完成了此次文献综述。希望对今后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计量法、理论分析法,以及比较研究法,选择了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分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选择以上期刊后,分别在两个数据库中选取关键词和主题词“翻译”与“传播学”对每种期刊进行一一检索,搜索出所有相关论文,将论文汇总后,采取逐一分析法,共得到相关论文10篇,形成了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通过对超新数字图书馆和当当网购书网站的搜索,共检索到两部相关专著,一并作为本研究对象。笔者将这10篇论文和2部专著下载构成本研究的资料库,然后再依据文献发表(或者出版)的年份、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进行整理统计和归纳分析。
三、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论文和著作介绍
笔者通过上述检索方法,共发现相关论文10篇和专著2部,下面按照发表和出版的时间顺序,将这些论文和专著的内容简介如下。吕俊在《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并从中外学者围绕翻译性质的普遍争论为出发点,认为翻译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其本质就是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换和交流活动。接着作者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并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翻译具有实用性、开放性、动态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等五个特点。廖七一在《外国语文》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论文“翻译与信息理论”,并以信息论理论为出发点,认为翻译过程实际是信息交流过程的简略形式,翻译的传输形式划分为两级:第一级为理解过程,第二级为生成目的语并且传达给广大读者。而且,在编码的过程中,译者必须要考虑到信息容道、噪音和冗余以及传输负载等因素。吕俊和侯向群在1998年《外国语》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元翻译学的思考与翻译的多元性研究”的文章。该论文从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和学科建立中的困惑出发,对元翻译学进行思考,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传播或交际,翻译学的研究必须是多元性而不是一元性的。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使动态机体结构与静态分类结构研究保持统一性,也要使翻译保持其独立学科的地位。唐卫华在《外语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论翻译过程的传播本质”,并以传播学为出发点,认为翻译的本质即是传播,翻译过程本质就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进而作者提出翻译过程是以某特定目的为指导,在克服噪音干扰的前提下,尽量不失真地利用反馈作用来传播信息,进而实现了翻译的目的。孙建成和李昕亚在2009年《中国科技翻译》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传播学视角下的网页汉英翻译———兼评故宫博物院英语网页”的文章。该文章首先从大众传播理论出发分析了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关系以及译者和读者的关系,认为英语译者身兼受传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以英语读者为中心,积极发挥“过滤者”的身份。接着,文章结合网页汉英翻译的特点,对故宫博物院英语网页的翻译进行了评析。段红萍在《外国语文》2011年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社会传播学视角下的武术翻译”,并以武术翻译具有的重要地位为出发点,认可了武术翻译也是社会信息的传递过程,也具有传播学的基本性质,并且指出译者需要着重考虑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特点、社会运作、策略运作,以及标准运作。麻争旗的学术专著《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9月进行了出版,主要是以跨文化传播的角度通过语言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与基本理论的相互结合来阐述了理论并分析了案例。比如说,关于译制的三章案例分析与“译事”“译传”和“译品”这三章理论阐释是相互对应的,补充和验证了对理论的认识。最后,作者提出了“媒介翻译学”的全新概念。”刘安洪与谢柯的学术专著《传播学视域下的旅游翻译研究》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4年7月进行了出版,主要运用了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旅游翻译的本质、过程、噪音、主体、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以及旅游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著者认为传播学视域下的旅游翻译不仅有利于旅游品牌的塑造和推广,还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且能助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汪庆华在《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上发表了论文“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以传播学为出发点来分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的关系,并以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不同的在西方传播的《红楼梦》译本为例,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更要满足普通读者大众的需要,那么国内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就要偏向异化,而国外汉学家选择的翻译策略则要偏向归化。谢柯与廖雪汝在《上海翻译》2016年第1期发表了论文“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从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来论证了“翻译传播学”之名,接着又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论证了“翻译传播学”之实,最后该文章认为“翻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胡庆洪与文军在《上海翻译》2016年第2期发表了论文“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以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为例”,认为传播学视域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基本原则是效果为先原则和目标受众中心原则,接着文章分析了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存在的目标受众感兴趣和需求的核心信息不突显和文化专有项英译不当这两个主要问题,并结合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例子,该文章提出了对应的改正方法。周楠和谢柯在2018年《外语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从传播学视角看《天演论》的译介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启示”的文章。该文章主要是站在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了《天演论》的译介,严复成功翻译本文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传播规律,运用了传播学的思想。该文章从充分发挥了翻译传播主体的主体性、“自己人”效应、契合“两级传播”理论以及特殊受众的积极反馈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文章指出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应该既要重视翻译过程又不可忽视传播过程,从传播学理论中吸取合理的思想,提高传播效果。
四、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统计分析
(一)历年刊文和专著总体分析
作者对历年来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论文和专著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统计,论文数量:1997年2篇,1998年1篇,1999-2010年2篇,2011年1篇,2015年1篇,2016年2篇,2018年1篇;专著数量:2011年1部,2014年1部。可以看出,国内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数量较少,且呈曲折发展的态势。自1997年至2018年,22年间总共只有10篇论文见刊,平均每年0．46篇,专著也只有2部。1997有2篇论文出现,1998年又有1篇。但是1999-2010年10年间国内相关研究几乎停滞,只有2篇文章见刊。2011年学者们又开始重视从传播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年有1篇论文发表,还有1部专著出版。2012-2014年没有论文见刊,但是2014年有1部专著问世。2015-2016年有3篇文章见刊,2017年没有相关论文或专著,然后到2018年又有1篇文章出现。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21年来,虽然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的历程颇为曲折,但是也在逐渐吸引着诸多学者的关注。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方法
廖传风认为应用研究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所谓宏观研究指的是在某个实践领域中应用某种理论具有其必要性;而所谓微观研究是指在某个实践领域中应用某种理论的实际操作方法。笔者对历年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宏观研究的论文:1997年2篇,1998年1篇,1999-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4年1篇,2016年1篇;微观研究的论文:1999-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5年1篇,2016年1篇,2018年1篇。由于2部专著一部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一部是从传播学角度对旅游翻译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因此笔者把这2部专著都归为宏观研究大类。可以看出,历年来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论文各5篇,各占论文数的50%。但是有2部专著从宏观角度对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进行了宏观研究,总体而言,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
(三)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内容
通过对历年刊文和专著的统计分析,1997年至2018年间,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翻译性质(1997年2篇论文,1998年1篇论文,1999-2010年1篇论文,2011年1部专著,2016年1篇论文)、文化传播(2016年1篇论文,2018年1篇论文)、旅游翻译(2014年1部专著)、武术翻译(2011年1篇论文)、网页翻译(1999-2010年1篇论文)和翻译策略(2015年1篇论文)等方面。可以看出,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翻译性质的论文共5篇,居第一位,占论文总数的50%,同时2011年还有一部专著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表明了国内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性质的重新理解和界定。文化传播方面的论文有2篇,排在第二位,并且占论文总数的20%;同时从传播学角度对旅游翻译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旅游翻译的学术专著在2014年也出版了一部。而武术翻译、网页翻译和翻译策略方面的论文分别都是1篇,各占论文总数的10%。
五、结语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研究数量偏少,迄今为止只有10篇论文见刊,2部专著问世,这表明翻译传播学还没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研究内容还主要只是涵盖了翻译性质方面,以及对旅游翻译、文化翻译、武术翻译、网页翻译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播学翻译理论,也还没有从更广的领域讨论传播学对翻译的指导作用;研究方法总体均衡,略微偏重于宏观研究。总而言之,目前从传播学视域对翻译的性质、特征、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传播学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指导作用研究还不够具体,这一切都还有待于更多学者的积极投入和参与。笔者相信在未来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的研究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
作者：黄亚丽 单位：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