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思想坚持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贯彻到底，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这一科学思想和原则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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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的强大武器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包括三个相互连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关系，构成了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终极动因的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对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质和运行规律进行了透彻精辟的说明：“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1](p591-592)不论是社会改革，还是社会“革命”，其本质含义就在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变革过程。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狭隘的“政治大革命”“暴力革命”或是“阶级斗争”。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中，任何违背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要义的所谓革命或改革都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因而也就不可能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的力量创新成果。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前提下，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即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有冲突”中解释和分析社会，把握社会变革的方向，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并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原则方法。马克思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1](p599)“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理论品质，否则就会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甚至使理论完全背离客观实际。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才能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p1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要想“说服人”“掌握群众”，就必须“彻底地抓住事物的根本。”即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指引下，对各自国家和民族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特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具体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在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找到符合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并将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活动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2](p141)（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同志从全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其基本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因和任务。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上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冲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动因。即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必须推翻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代表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通过激烈的对抗、冲突和阶级斗争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特别注重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官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民族资产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等，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以贫农和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阶级，则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可靠的同盟者。中国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势相联系，富有组织纪律性，自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是一个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过程，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2](p342)因而中国革命是一个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两者的区别及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其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p326)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在性质上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加以解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个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一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就把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贯彻到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持续发展找到了动力，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具体来说，毛泽东在坚持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主要形成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思绪。一是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在1960年底到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印发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对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其目的就是要使其“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二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做出了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4](p131)这实际上指出了科学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三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即党的八大指出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八大特别指出了这一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为解决这一矛盾，主要任务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实际上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四是提出了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肯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充分地利用价值法则，“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五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新认识，即从过去的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到农轻重为序。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认识上的重要发展。六是在总结大跃进重要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问题，即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一个根本问题。[4](p80)七是重新认识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毛泽东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做出了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p116、302)八是在政治上，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的新变化，正确地划分了“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和“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作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3](p318))的论断，从而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他提出了正确处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也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制度方针。九是在文化上，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进一步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以上九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就是毛泽东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积极理论成果和宝贵历史经验，体现了理论上的高度自觉和自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仍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瓶颈制约，而那些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论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各种形式的“左”的干扰，其间几经反复。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以及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不断发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残余，因而重提阶级斗争并将其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终于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爆发。
三、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思
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确思想和原则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以党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就像邓小平说的，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意味着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质和运行规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伟大变革。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党的十二大一直到十八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个论断是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的延伸和发展，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第一次跨越。从这个与时俱进过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来看，这一重大科学论断来之不易，当然也意义重大：它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p9)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论断，符合我国国情实际，顺应民心民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第二次跨越。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体现了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既强调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又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运动的量变过程。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向往”的变化。这其中，既有人民群众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和总体实现小康以后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层面的美好希冀，包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各方面各领域，又有对破解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殷切期盼。二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成为过去式，不符合当今中国之国情。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影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历史发展到今天，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实现了新的质的飞跃。党的十九大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行动指南，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新的思想载体和新的实现方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著作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eB/ol］.http：///test/2008-06/03/content_1004301.htm，2008-06-3.
［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程彦芬 单位:空军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