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大”难，作“厚”更难
认知“大”与“厚”，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的核心要素。大者，阔也；厚者，深也。“阔”为面，“深”为远。“大”与“厚”既体现为两个方向、两种维度，又呈现为两种层面、两大范畴。从方向与维度上说，前者为横阔与纵深，体现视界与幽远，后者是时空与精神，体现空间与情怀；从层面与范畴上言，前者是自然与心性，呈现为万物与意象，后者是哲学与美学，体现为境界与审美。就绘画艺术的“大”与“厚”问题，潘天寿曾言：左右上下不难，往里难。这就是说，绘画创作在上下、左右表达“面”的方向上，向外延展都不是难题，而在前后表达“深”的层次上，向“内”或向“外”延伸就难了。向“内”是历史纵深，向“外”是未来远方。兹论虽基于绘画语境，但对文艺创作诸门类，均有普遍意义，并且这种“深”，不仅仅体现为内容要素，又常常作为主题思想、本质意涵、真挚情感、灵魂所系，呈现作品思想深度，体现作品审美维度。文艺史上，大凡成功的文化文艺大家，皆在“厚”的方向上用功，以“厚”绘写精品，由“厚”体现力作。“轴心时代”的文化巨擘是这样，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大家同样是这样。老子《道德经》，是谓“内圣外王”之学，被誉“万经之王”宏论，仅有五千之言；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生仅著《红楼梦》；李可染七写“万山红遍”，均于咫尺之境；黄宾虹进入“浑厚华滋”之境，挥写“万千山水”，亦均在案几之内。当下，诸多文艺乱象与流弊中，好“大”远“厚”是突出存在。一段时间里，在展览呈大型、拍卖造天价、“出世”靠“大作”的炒作下，写巨制、绘长卷、拍大剧、制大作、展巨献等“大”作品，不时喧嚣文艺诸坛，但往往“大”为噱头，实则空洞无物、俗不可耐，污染艺坛，传播负能量。诸如唯我独尊、极端利己主义的“巨婴”类创作；一味抄袭模仿、流水作业，只求耳目之娱、低级趣味的快餐式消费；热衷胡编乱写、粗制滥造，恣意胡涂乱抹、牵强附会的文化类“垃圾”；急功近利、极端消费受众之无奈，竭泽而渔、极致拖拉之能事的商业化“运作”；搞形式、弄包装、出声响的造势性“动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之症结，就是无视艺术创作中“大”与“厚”之关系，甚至将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显然，文艺作品之构成，“大”为外在架构，“厚”是核心根本。没有“厚”，“大”无意义；欲作“大”，须作“厚”；惟作“厚”，方成“大”。如此，作“大”难，作“厚”更难，从“厚”作起，艺术兴焉。
至简难，至繁更难
艺术创作中，“简”与“繁”是一对特殊矛盾，既属两类艺术语言，也为两种艺术形态。是求简还是追繁，抑或是简繁相宜，始终是横亘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课题。道家哲学中，有“大道至简”之论，依“道”表示“终极真理”，意为真理、规律或原理，往往是极其简单、明了的。显然，“大道至简”与“大艺至简”之“至简”，是哲学概念、美学思想，属于思维、审美范畴，是思想、理念，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艺术观、境界论，引领与统摄艺术创作，是“道”之境界，而非“技”之层面；是形而上之理念，而非形而下之形态。就艺术创作规律观，从低到高、由小至大，是作家艺术家难以逾越的创作路径，是诸艺术门类的普遍遵循。此“低”与“小”、“高”与“大”，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就是艺术创作的“简”与“繁”。中外艺术史上，由“简”作品到“繁”巨制的名家，尤其成为大师、巨匠者，数不胜数。明末清初山水大家龚贤，有“白龚”与“黑龚”之誉，是中国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其创作经历正是从简至繁、由白到黑，而这个过程，是长期艰难而执著的探索与积淀。国画大师黄宾虹的成功，也是“黑（宾虹）”的成功，而早期的“白宾虹”，为晚期“黑宾虹”的前奏与序曲。现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其艺术之成功，也同样演绎了这样的过程。不可忽视的是，将“简”仅仅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或形态，并在创作实践中乐此不疲、恣意呈现，成为当下艺术乱象与流弊的又一大根源所在。这类作品往往空洞无物、草率肤浅；缺笔少墨、懦形弱象；潦草敷衍、随意而就，充其量是“小品”，或者根本未完成，成为“烂尾楼”或“豆腐渣工程”。这种艺术创作中缺内容要素、少层次环节，几近没有艺术价值、更无审美价值的所谓“简”作品，大多是心性浮躁的“垃圾”、急功近利的废品。要说明的是，艺术创作需要提炼，提炼的过程是做减法的过程，但提炼不是简单化，更不能为减而减，成为简单与简略之“简”，而远离简朴与简明之“简”。事实上，繁密往往是典型化的需要、浑厚与丰富性的结果，更需艺术概括与提炼，是更高层次上“简”的集合，进而形成“简”的构建，成为繁密与繁华之“繁”。如此，艺术之事，至简难，至繁更难。简是过程，是“间奏”，但“繁”是远方，是“高潮”。始终向着“繁”的目标探索、苦行，至简才有意义，繁密方会到来。
感性难，理性更难
何谓感性？何谓理性？依艺术文明演进论，这两个哲学概念进入美学，成为美学范畴；美学不能少了艺术，故“感性”与“理性”，又成为艺术学的重要概念、范畴与命题。如是，感性与理性，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还是艺术的。说感性、论理性，不能不谈康德。其最早将人类认识事物、体悟世界的能力，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级，作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不同“责任”与“担当”。黑格尔认同康德的看法，认为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直接性认识；知性认识是通过推论、判断，对事物各个构成部分的单独认识；理性认识则是超越知性经验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认知与体悟能力的名论，当数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参禅三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三种境界（层次）与感性、知性、理性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感性需要积累，积累当须“在场”。在场就是要“身临其境”，走进艺术现场，感触与体验艺术对象。艺术史上，许多大家均有长期深入生活、贴近民众、走进大自然的积累与经历。傅抱石为画好“山河新貌”，进行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李可染一生多次长途写生，一次就长达数月、行程数万里，实现了由“对景写生”到“观景创作”的跨越；吴冠中更是坚持“在场”的实践者，年逾花甲还登黄山、写险峰……反观今日推波艺术乱象者，有的闭门书斋，热衷于象牙塔内冥思苦想、随意涂抹、信笔由缰；有的一味“拿来主义”，复制他人、重复自己，以至拟象翻版、千篇一律；还有的沉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这类现象是典型的远离生活、脱离大众、拒绝“入场”，进而没有任何感性能力的结果。感性重要，知性、理性尤其不可或缺。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统觉”与升华，是跨越感性与知性、进入超验境界的审美能力。换言之，感性若不进入理性，往往不受“统觉”、难以“把握”，进而进入过于“狂傲”乃至“狂野”。中外艺术史上，有过此种“弯路”或“过程”者，并不鲜见，米芾有过，石涛有过，“扬州八怪”也深受之“害”，梵&;高、莫迪利亚尼、马蒂斯等，也曾付出“代价”。当下，也有不少创作激情澎湃者，其作品大多“张牙舞爪”“火气十足”，或“相互冲撞”“各自为政”，此谓缺乏理性的必然结果。正由此，感性难，理性更难。获得感性，须深入生活、贴近大众，与艺术对象零距离；进入理性，当积累学养、提高悟性、通达灵性，提升审美境界。
师“外”难，师“内”更难
艺术创作是观照物象、融入审美，进而呈现艺术形象，此过程，“内”“外”皆不可或缺也。人呈“气象”之貌，物具“形神”之态。前者“气象”，内“气”外“象”也，后者“形神”，外在“形体”、内在“精神”也。“造化”者，是为自然万物，亦称宇宙万象也；“心源”者，是为艺术家内心妙悟，亦为内在审美意象。如此，“造化”与“心源”是物我两界、外内两境；“师”与“得”是心目合一、内外契合。没有“师造化”之“外”，就没有“得心源”之“内”，而没有后者，前者也无意义。事实上，师外（宇宙万象）重要，师内（审美意象）尤其重要。因为，脱离审美而谈“师外”，“师外”所得仅是自然外在之虚相；以审美观“师外”，方得内在心源之实相，进而以忠实效法、完美表达之，即可形成艺术形象。就艺术创作过程言，当下仍在助推乱象及其流弊者，将师“外”与师“内”关系割裂，或者以师“外”替代师“内”，尤其是无法进入师“内”者，是突出表现。以一段时间来的文艺创作观，为什么“照相”“纪实”“写真”类“创作”，始终“大行其道”？为什么“零度叙事”“底层叙事”“伪现实主义”与“伪新历史主义”一直热度不减？为什么“照片”“投影”“制景”类“创作”，一直此起彼伏？又为什么“新写实主义”“新写实绘画”与“新表现绘画”，始终兴旺发达？仔细观察、分析，这些创作均与自然主义与所谓“超写实主义”思想理念更相近。换言之，就是只师“外”而无师“内”、唯“造化”而无“内化”的恶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除直映造化、再现物象外，将历史经典、名家名作等亦作“物象”，进行肢解、拼接之“创作”，形成“张冠李戴”“古笔今墨”，是极为典型的只师“外”、无师“内”，并将两者割裂、对立之行为，这类所谓“创作”是极尽剽窃与“混搭”之能事，是对艺术本质意义的亵渎与背叛，既远离艺术创作根本，也无任何艺术价值。艺术创作重在师“内”，是作家、艺术家的必修课、宽广道，更是艺术使命所在、责任担当所系。观照艺术对象，形成审美意象，进而忠诚范习之、至美呈现之，矗立超凡脱俗的精神，展现真善美的审美境界，是受众期盼、时代要求。正由此，师“外”难，师“内”更难。让“外”与“内”相契，“目”与“心”相合，难在心内，意义也在心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心”是虚静之心，是审美之心，也就是林泉之心，玄妙之心，正所谓李贽所言“童心”，袁枚所谈“赤子之心”，司马相如所说“赋家之心”。
意象难，抽象更难
说意象、论抽象，不能少了具象。作为艺术语言与形态，这三种艺术形“象”，是艺术演进、发展的结果，反映艺术创作的不同层面，展示与体现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与精神状貌。概言之，具象艺术是经验艺术，也是理性和逻辑的艺术；意象艺术是心象艺术，也是情感与想象的艺术；抽象艺术是灵魂艺术、思维艺术，也属高雅艺术。在具、意、抽“三象”中，具象之再现物象与无障碍性审美，成为最常见、最广泛的创作方式与途径，而意、抽“两象”的非现实表现与非经验性审美，让其成为艺术形态的别样“高山”，尤其挑战立志于艺术巨擘的攀登与跨越。中国是意象的故乡，其文化与艺术理念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上古神话时代，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周易》载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文心雕龙》有论：“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尤端。”几千年来，意象已经成为文化，进入思维，既是哲学、美学的，也是艺术、审美的，是为最基本而重要的哲学、美学与文艺范畴。如此，意象之于中国，尤有文化、美学的天然优势，也为历代文艺家执著与快意实践、效法之。意象无“意”者，不仅令艺术创作“回归”具象、再现取代表现，尤令意象创作仅在低层次徘徊，难行其远。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象”创作仍呈具象形态，或基本处于具象层面。抽象无“灵”者，不仅让艺术创作无法无天、乱象纷呈，也让所谓刚刚进入意象、半意象层面，尤其冠以“当代艺术”名义的所谓抽象，无所忌惮又乐不可支地给抽象艺术“装”垃圾、“灌”污秽、“聚”丑恶，让抽象创作既为发泄“埋单”，为阴暗“高歌”，又为恶俗“布道”，为丑陋“正名”。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低俗、浅薄、恶搞以及去思想化、价值化、历史化、主流化等问题，是为突出表现，也是典型呈现。美术如此，文学亦然。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追赶”下，其创作基本靠近自然主义，或是较为低级的现实主义，或是“先锋”诸派；通俗、低俗、世俗、娱乐等文学形态，也为典型表现。回望艺术史，大凡艺有所功，尤其成就一代艺术大家者，往往在意象、抽象领域耕耘、攀援日久，比如黄宾虹、吴昌硕、李可染、徐渭、高更、克里姆特、席勒、马蒂斯，又比如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蒙德里安、米罗、康定斯基，且后者中均从意象登峰、于抽象造极。正由此，意象是挑战，抽象更是挑战，因为前者是主观之于客观，而后者是灵魂之于审美。意象难，抽象更难。尽管意象与抽象，似乎并无特别逻辑关系，但作为更高层级之艺术境界，不能进入意象者，更无法进入抽象，越走近心源、越站在灵魂的更高处，就越认知意象，越明见抽象。向人类精神最深处探寻，于人类审美最高远眺望，是灵象的境界，也是至美的世界。与上述几个命题密切相联系，尚有诸如求变难、求恒更难，追“典”难、离“典”更难，融合难、无界更难，优美难、壮美更难，立象难、立念更难等诸多命题，均为文学艺术创作中不可回避的“高山”，当跨越，也必须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文化副刊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是广大读者天天见面的艺术审美窗口。办好文化副刊，不断提升副刊的文化品质、艺术品位与审美境界，是副刊人的使命担当，也是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作为。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波澜壮阔。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呈现高品质、有品位，高境界、有格调的文化副刊，是副刊人与文艺家面对的共同挑战。如此，回答进而超越“难”与“更难”问题，是时代答卷、使命要求，当笃定恒心、夙夜匪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