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忏悔与道德劝善；自然性回归
论文摘要：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对人的关注总是从“自我”出发，从自我人性完善的角度出发来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通过对社会现实中的“人”的把握，力求实现把社会的物质的人回归到自然的完善的人。把人放到本真的自然的状态下加以表现，这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总的特征。从多余人到忏悔的贵族，都是回归到自我的状态下从人性善的角度反映人的主题。
19世纪俄国文学，基本上依照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分期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又基于19世纪的时限，可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到1862年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以贵族革命活动为主，但也有平民知识分子的参与；第二时期从1861年农奴制废除到1895年到列宁在圣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协会”，这一时期文学与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危机有密切关系。[1]p29-30而从俄国文学发展过程来看，在探索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意识归宿问题中，表现了这样的特征：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内省、自我深刻剖析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理、情绪、精神等状态，同时也反映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及情绪状态。如多余人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以及19世纪60年代“新人”形象，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贵族的形象……这些文学特征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空间上也有着互补性。
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在对人的表现中，更注重在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突出人性的主题，更注重精神的探索，更注重人的自我价值本位。这些特征中它传达了这样一种精神：人作为人，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角，是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在文学中更倾向于人的自然性；人作为人，不是社会的附庸，而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不再是社会文明的工具，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他们更注重反映人的物化、异化。比如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形象，巴尔扎克《幻灭》中吕西安形象……而俄国文学中对人的关注中却注重向内看，表现个体的道德自我完善倾向。
1.多余的人
关于多余的人在文中已形成了特定的概念：“它只指19世纪贵族革命时期一部分出身于贵族的知识分子，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他们既不站在革命的一边，也不站在政府的一边而游离于斗争的现实成为带引号的‘多余的人’”[1]p59作为19世纪俄国文学中特有的现象,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农奴制度以及农奴制度下的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多余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家以他们的责任与真诚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同时他们又对贵族阶级在社会进程中的没落感到恐惧与怜惜。他们想重新确立人的价值本位，于是以一种绝望的心态为多余人寻求其存在的可能。正如高尔基所说：“现在的最敏感的心灵和最机警的头脑，已经开始认识这危机了，看到人的力量的瓦解，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警告人又自立更新，振奋‘自我’之必要，并且一致地指出这条回到生命力根源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可以使身心俱疲者复苏而增加体力的。”[2]p535在这种心态下，文学家也希求为“多余的人”寻求一个合理的出路。所以这使贵族的悲剧亦即“多余的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一种价值可以使他们依托而陷于精神的困顿与痛苦。
1.1贵族的悲剧：贵族作为一个社会的阶层而言，有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经济支撑，而经济的富足又决定了他们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但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贵族阶级逐渐分化乃至衰落，代之而起的平民阶层，使他们感到没落的可怕。贵族在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中已感到力不从心，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也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价值本位产生了怀疑，这也就是多余的人为什么在社会现实中表现出只有言语而无行动的特征。因为他们处在十字路口，无从选择他们存在的合理的价值，他们找不到出路。赫尔岑说：“我正如……俄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般，走到了十字路口，叫喊着‘这旷野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呀！’但是终于没有一个活人回答我的呼声……这正是我的不幸……一个人在旷野中是算不得武士的……所以我丢弃了这个旷野……”（《谁之罪》）。
1.2贵族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救赎：就多余人本身而言，它寄托了文学家们这样一种思想——他们企图通过多余的人自我完善，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的目的。这种和谐不是寻求到了合理的价值，也不是对人的价值有了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对“人”的自我批评中达到救赎的目的。高尔基说“现在，我们且看看贵族如何对待自己，贵族的自我批评达到了如何的深度，农奴的拥护者的儿子辈们又如何崇拜父辈和自己的奴隶：一句话，让我们看看贵族地主在文学上又是怎样描写自己。”[2]p267他指出了多余的人的思想特征，一方面是自我价值的肯定，一方面是对自我的批判。
从这些多余的人形象看，这类形象中不管他们的思想，还是他们的性格以及交往能力都有着异样的光彩，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价值信仰也曾影响到他人。那么就看看这些多余的人们是怎样征服他人的。“叶夫盖尼·奥涅金是个饱学青年……他颇有福至心灵的技术，能够在谈话时逍遥自在，不急不忙地谈论到一切，带着专家的博学的神气，用意外的警句的灵动，唤起贵妇们的一丝微笑……。”[3]p6“……他这种忍耐不住的即兴谈话，流露的不是有经验的夸夸其谈那种沾沾自喜的雅兴，而是灵感，他没有去寻觅词句……什么才会使人的短暂的生命有永恒的意义。”[4]p250-.251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多余的人，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也不仅仅只是浑浑噩噩没有理智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相反，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本位，而却在社会现实中泯灭了他们行动的能力。但多余的人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同时又持批判的态度。“‘醉心于空幻而卑劣的情欲的诱惑’他清楚的知道‘我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为了自己，为了快活才去爱的，’尽管毕巧林有种种缺点，但他具有自我的批判精神，并渴望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行为”[5]p191-192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多余的人是真诚的，他们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自我。但他们的行为总是处处碰壁，并得不到真正的解脱，最终成为一个个的悲剧，那么他们又是值得同情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总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出路，那就是通过自我的救赎来拯救自我。他们从人性的完善角度加以阐发，在对社会的否定中找到人生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多余的人）意识到了人与社会的对立，所以他们力求在对立中走向人性的善。“因为莱蒙托夫本人有着悲观主义的痕迹……这种悲观主义中清澈地传出对当代的蔑视与否定，对斗争的渴望与困恼，由于感到孤独，感到软弱而生发的绝望，他的悲观主义是全部针对上流社会而发的”[2]p285这种意识也不仅仅是莱蒙托夫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像赫尔岑《谁之罪》，屠格涅夫《罗亭》都有这种思想倾向。
虽然多余的人到1859年以冈察洛夫的《奥勃诺莫夫》的出现而结束，但它只是这类形象的结束，而其思想还在延续，其后的文学中依然存在着这种对人性的向善的倾向。忏悔的贵族就是循着这个倾向发展，但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2.忏悔的贵族
在“多余的人”之后，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文学现象——忏悔的贵族，它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因为列夫托尔斯泰把这种文学典型上升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从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的典型。“‘忏悔的贵族’个特殊的现象……‘忏悔’是个概念，构不成典型。‘忏悔者’是有个别性而非代表性，不是反映生活本质的典型，而‘忏悔的贵族’却是典型的。”[1]p165因为这种思想是延续多余的人之后而发展的另一种文学现象，即依然以人的自然性为基础而发掘人的合理的完善的人性，依然是对人的自然的本性的回归。
2.1社会转型的贵族心态：在19世纪历经农奴制的统治，农奴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贵族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更加不满，而且到了一种心灰意冷的地步，他们对人生的价值意义也没有明确的追求了。但对于曾经对俄国有过诸多贡献的贵族而言（以一部分有良知贵族）不甘心走向没落。但在必然没落的趋势中，感到无力回天。但又想改变现状，而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中，看到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贵族生活腐化堕落，资本主义的掠夺性，于是又彻底的厌恶这种生存方式。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揭示的那样：他们“一方面对社会的扯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6]p370“另一方面无情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机关的滑稽可笑，揭示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与工人群众的贫困，野蛮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矛盾何等的深刻。”[6]p370所以贵族阶级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寻求最终的旨归。他们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生的终极意义。
2.2忏悔与道德劝善：忏悔与道德劝善是忏悔的贵族所表现的特征。它与“多余的人”自我批评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本质的不同。虽然都源于对“自我”的完善的为目的都是从自我出发对其自我行为的反思，但自我的批评只是话语而无行为，而“忏悔的贵族”则以其行为在表现“忏悔”。是多余的人是试图寻找到人生的最终旨归，但没有结果，而忏悔的贵族则是以人性善为人生的最终旨归。
他们是对社会不合理的现象不公平的现实，以及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探索。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对自我的生命意义的探索“生命是什么？将在那里寻求安宁？”（《战争与和平》）；列文的人生终极意义的思索“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安娜·卡列尼娜》）；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更坚定了这种信念他不遗余力地向着人性的善皈依，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着彻底的悔悟，并最终走向了忏悔的道路，以求得灵魂的“复活”。忏悔贵族的哲学同样是通过自我的人性完善而得到精神的安顿，所以忏悔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寻求完善的过程。而道德也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是一种凭借，他们希望建立“自我”完善作为价值体系，虽然这种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托尔斯泰说教的中心点是鼓吹俭朴的生活倒退，放题谋取本身的幸福的斗争等等。”[7]p280-281但同时也肯定了这种“谋取自我完善”的过程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彩描绘聂赫留朵夫所进行的‘精神的人’与‘动物的人’的斗争，‘灵魂的扫除’，这自然可以嗅到人性论和作者热衷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味道，但如果深究主人公‘灵魂的扫除’的内容，便不难发现，作者赋予了这种‘扫除’以鲜明深刻的社会斗争的内涵。”[5]p567
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19世纪俄国文学亦即整个俄罗斯民族，都希望寻求一种和平，安宁的幸福家园——俄罗斯民族民歌，俄罗斯特有的风景，幽静的森林、草原、雪地……俄罗斯民族的这种社会心态不是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予以规定的，而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而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包括列夫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基于民族心理、民族心态从人性角度中去寻求俄罗斯民族在特定的时代的最终的出路。或许他们的形象（多余的人）是软弱的，或许列夫托尔斯泰找到的出路时幼稚的，但他们都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在为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寻求一种美好的精神家园，也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从自我的完善达到人生的旨归。
参考文献：
[1]马晓翙,马家骏著.俄国文学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2]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62年6月.
[3]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丁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7月.
[4]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与罗亭[m].非琴、石国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7月.
[5]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
[6]列林.列林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72年版.
[7]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