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路遥成长叙事文化身份引路人
摘要：路遥的小说很明显地触及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乡下知青个人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问题。苦难是路遥小说人物成长中的核心话语，成长的引路人则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成长是人生中的一个主题，自然也是文学中着力表现的一个母题。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就很明显地触及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乡下知青个人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因此，从成长叙事的角度看路遥的小说，或许是一个很有“生长性”的视角，路遥小说艺术魅力产生的秘密，或许也会由此得以揭示。
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西方，有一种小说类型，就叫“成长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这里的“成长”，主要不是指生理层面上的生长发育，而是指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成熟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存在趋向社会化，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路遥的成长小说主要描写具有乡村身份的知青在“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染以及爱情的折磨下，其乡村身份遭遇的种种危机，以及他们如何适应与抵御，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最终成为一个走向理性成熟的主体的故事。
走出家庭的避风港是每个人成长都必须经历的一步。对于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言，出走往往意味着是由乡入城。进城是一个无极的追求，是一个身份习得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主人公成长的最大考验就是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危机与磨难。城乡两种文化的差异，甚至矛盾，导致了进城的乡下知青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两难选择。儿童时代对家庭的依赖及生存环境的熏染，使他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植入了乡村文化的基因，然而当他们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必然产生社会化的内在冲动，希望走出家庭，摆脱家庭的羁绊，成为社会的普通成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精彩的是它完全是一个多姿多彩而陌生的世界，无奈的则是它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他们来到城里后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本身既有的文化素质根本无助于他们适应这个社会环境。这种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就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他们常常徘徊于城乡两种文化身份的矛盾冲突之中，饱受精神的折磨与考验，其结果往往是或暂时回归于传统乡村文化的轨道，或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或始终徘徊在两者之间，但最终他们也都因此懂得了如何应对现实生活，获得了自我的成长。如他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马健强、高家林与孙少平等，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乡村知青，有着一个共同的动作——进城，或是求学，或是务工，而且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个人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它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同一性和持续性。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是人们获得精神平和与安全感的自然诉求。在城里人的眼里，外来的乡下人始终是一个“他者”，而且“乡下人”这个名称常常和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狭隘自私，甚至脏臭等联系在一起，而在乡下人自身，生活环境的闭塞、经济的窘困、文化的贫乏、历史积淀的小农意识，甚至他们身上的土气也使他们在面对都市生活、面对城里人时常常自惭形秽、手足无措，流露出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与城里人之间总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不仅是户籍制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城乡身份差异，更主要的是他们分别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现实地位的差异所造成的。孟繁华先生认为：“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同样对于进城的乡下知青来说，也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因为在城里，他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连根拔起，实际上依然生活在与故乡群体的文化模式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虽无法融入都市的文化环境和群体，但城乡物质文化的差别却又使他们不能就此回乡。这种肉体上的坚守与精神上的漂泊背离的矛盾也就促成了他们尴尬的生存状态。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健强带着乡亲们的期望，怀着对现代文明和理想生活的向往来到城里求学，他首先面临却是饥饿的威胁和考验。但对于他来说，最苦不堪言的倒不是饥饿所带来的肉体苦难，而是由于贫穷在精神上所遭受的蔑视与嘲弄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上的苦难。在异质的城市文化环境中，他的内心充满了自卑、忧郁与孤独。
《人生》中的高加林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先天地接受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在城里学校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对城市生活充满渴望，面对父母的谴责，他曾郑重宣称：“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像你们一样，在咱们高家村的土里挖刨一生。”而当他真正面对自己向往的现代城市文明时，又常常难以克制心中涌起的自卑。为了获取文化身份上的彻底变更，他做出了有悖于传统乡村文化道德的选择，抛弃了乡下姑娘刘巧珍，选择了城里姑娘黄亚萍之后，然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良心的谴责与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一种反映。
同高加林一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也是一心一意地想进城，为此他不惜在城里担当揽工汉，靠卖苦力谋生，但就是不肯回乡与哥哥一起经营砖厂，甚至为了获取城市户籍，甘做充满危险和艰苦的井下挖煤工。然而户籍的更改，并没有彻底改变他的文化身份，乡村文化中许多的价值理念依旧为他所认同和践行。他在谈及自己要为父亲箍几孔新窑洞时说：“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造一座纪念碑！这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中人的面前!”在孙少平看来，给父亲箍几孔新窑洞，似乎是自己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标志。他最终选择了惠英嫂，而不是大学生金秀，这也是在他对自己文化身份清醒认识后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面对城乡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路遥最后以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名义让马健强选择了逃避，又以其所谓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道德观念来使高加林得以规训，并回归传统，而让孙少平则始终徘徊于城乡文化之间，接受双重文化的煎熬，并试图努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如果说，马健强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主要是由于乡村物质文化的劣势地位造成的话，那么高加林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则更多源于乡村精神文化的落后现实，而孙少平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则象征了乡村文化面对城市文化时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挫折。孙少平是路遥着力塑造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乡村文化的美德，又有对现代城市文化的追求，然而最终也未能摆脱城乡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可以说他是一个游荡于城乡文化之间精神上的漂泊者的形象。
路遥笔下进城的乡村知青的身上大多都有一种浓烈的苦难意识，敢于主动去迎接、承受和抗争苦难，始终都能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他们对理想的执著痴迷以及悲剧性的追寻与结局，带有一种浓郁的宗教情怀，充满了崇高悲壮的意味，“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充满了照亮人心的生存智慧，教人明白这样一些道理：沉重的苦难也许并不坏，因为，坎坷和磨难会帮助你获得精神上的成熟和人格的发展；平凡的生活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子平淡乏味，因为通过劳动和爱，我们完全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感，完全可以感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许多成长中的年轻人，从中汲取到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及成长的经验。有人因此称路遥的小说是青年“人生的教科书”。
二、成长的引路人
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方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在观察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过程中，年轻人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和生活方向。这些人可称之为成长的引路人或精神上的导师。其作用是对未成熟的青年人进行正面的道德教育。影响马健强成长道路的主要是吴亚玲和李老师，而德顺老汉则是高加林的精神导师，田晓霞则是孙少平的精神导师兼同路人。
当马健强面临生活困境时，吴亚玲伸出了友谊之手，帮助他渡过难关。吴亚玲的行动使他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懂得了同学间友情的珍贵。而当他因与吴亚玲的接触遭受误解，面临同学友谊困境时，李老师的现身说教，又使他明白了李老师就是自己行动的榜样。于是为了不损害郑大卫与吴亚玲的关系，最终他选择了退学，精神人格得到了提升。
《人生》中高加林每一次遇到挫折和选择时，德顺老汉都会出现，进行教导。首先在是高加林民办教师被下后，在田里疯狂蛮干时，德顺老汉硬按着他坐下，劝慰道：“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均匀。往后日子长着呢！唉，你这个犟脾气！”在高加林与刘巧珍恋爱时，德顺老汉又借去城里拉粪，给高加林与刘巧珍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感情故事，教导两位年轻人，珍惜彼此的感情；高加林移情别恋后，德顺老汉又和加林的父亲一起进城劝导他。德顺老汉指责他：“你把良心卖了！……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人常说，浮得高，跌得重！不管你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啊……”高加林没有听从德顺老汉的规劝，结果被遣回到了乡村。这时德顺老汉又一次出现，他劝慰高加林：“你的心可千万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圪(土劳)了。”“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了死狗了……”
田晓霞可以说是孙少平最初成长的精神导师。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孙少平走出了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狭隘的思维空间，开始关心国家的政治命运和世界大事，走出了纯粹的物质欲望而进入精神领域。早在高中时代，他就被田晓霞引导，阅读了大量的她带来的《参考消息》及各种书籍，“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高中毕业前夕，田晓霞又真诚告诫他：“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甚至在孙少平回到乡下之后，田晓霞还一直与他保持联系，邮寄报纸和借书。“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女孩子是他的思想导师和生活的引路人。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也许有一天，学生会变成老师——这是常常会有的——但人在壮大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认识更高明的指教。”孙少平之所以能走出家门，进入城市打工，并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与远大的追求，正是来自田晓霞所给予的影响和教诲。当他们再次在黄原相遇时，两个人身份竟发生了变化，以前田晓霞是他的导师，这时他们已成为成长道路上的同路人，相互从对方身上汲取新的思想、知识、经验和力量，用来充实提高，共同成长。孙少平身上的变化——出于对苦难对生活的思索得到的深刻认识，已经开始带给田晓霞教益。孙少平写给妹妹孙兰香的信，充满睿智，拨开了遮在孙兰香眼前的那层云雾。在孙兰香的眼里，二哥俨然是一副精神导师的形象。可以说，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这时已经基本定型，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主体。
不同类型引路人的选择与设置，反映了作者路遥在文化选择问题上的矛盾困惑及反思。从早年的德顺老汉、吴亚玲、李老师到后来的田晓霞，扮演引路者的文化身份，很明显地出现了由传统乡村文化到现代城市文化转移的现象。路遥很早就理性地意识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先进性，因而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在努力地由乡入城，然而在情感上他又难以割舍对乡村文化的深切眷恋，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游弋于城乡文化之间，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但我们从作品中引路者文化身份的变迁，很明显感受到他在努力地克服自身的局限，实现着文化上的超越。只可惜，路遥走得太早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实现超越了。
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成长叙事，如陈染、卫慧等，主要写个体内在的生理心理体验，她们歇斯底里地张扬“身体写作”或欲望叙事，惊世骇俗地宣泄“残酷的青春”，表现出生猛的“个性”，更不同于80后的青春型写作，如韩寒、郭敬明等，他们对成长理性认知的贫血，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震撼力。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主要写的是进城的乡下知青的成长故事，凸现了文化身份差异给他们成长带来的困惑和矛盾，这是中国社会，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困境。我相信，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愈来愈多的乡村知青进城务工的今天，路遥的成长小说的意义将会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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