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民主的维度对邓小平的思想体系做整体把握，对准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正确的指针。
一、“经济民主”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时，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因为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为根本和终极目的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Ｐ２９４）。他们进一步提出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中，人们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也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行科学、民主管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愿意对未来社会做出具体描述，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未来的状况是由未来的具体实践决定的，所以对“经济民主”他们也没有做出太多阐释，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原则性地提出“经济民主”应该具有这样一些内容：生产资料社会化，国家权力归还社会，经济自治等。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必然把资本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１］（Ｐ２８７）；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也意味着还劳动权于人民，也就是将支配资本的权力还于人民，而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支配，即“把资本转化为公共的属于社会主体成员的财产”，也就促进“生产向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１］（Ｐ２８７）。可以看到，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自由。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因此，这些条件的承担者，即使在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在阶级社会中，这一优势地位是剥削阶级的特权，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已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２］（Ｐ２９７－２９８），而表现为劳动条件与劳动相一致，从而真正实现经济民主。
二、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把握上，确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的经济民主思想体现了长时段的发展性涵义。
（一）作为经济改革启动钥匙的经济民主
早在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就指出，“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１９７８年，他在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计划的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３］（Ｐ１４５－１４６）。很显然，发扬经济民主的命题为中国之后的改革确定了基调，为经济建设确定了方向。人们会认为，邓小平并没有在以后使用过“经济民主”，所以认为邓小平具有经济民主思想未免牵强。事实上，邓小平确切地具有经济民主思想，并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把经济民主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落到了实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于在提出“经济民主”后，他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这一说法，应该是这个睿智的政治家通过认真思考后的选择，因为“经济民主”必然地与“政治民主”联系在一起，按照唯物史观以及实事求是原则，抽象的讨论代替不了现实的发展，所以他事实上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把经济民主付诸实施，并不断丰富它的内涵，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它。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也就是说改革是针对已有的问题，寻求对策，有了思路，付诸试验，成功后再一步步推进的。而经济民主也就是对以往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错误的纠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是照搬照抄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验，这种模式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是先进生产力，而不顾国家的现实基础；认为只要依靠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就足以推动社会的大幅度前进；片面地追求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大二公三纯”，从而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的推行铺平道路。在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不可避免地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智慧无法得到发挥和运用，以至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就是针对这一历史形成的困境，邓小平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对策，概念清晰，目标明确。但在这里，经济民主还仅仅是就狭义上的经济管理模式而言的。而从整个邓小平的思想发展来看，其“经济民主”思想经过实践的反复论证逐渐发展，最后丰满了起来。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化的要求
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民主经济。可以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中国的市场化从改革之初的探索，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最后定调和定向，都是以经济民主思想作为主线的。一般来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总是同决策的分散、商品生产者的自主经营联系在一起的，而整个市场化改革就是不断践行和深化经济民主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民主本质大体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市场主体多元化。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生产主体多元化，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中国以往的所有制结构使得市场主体单一化，这也是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的根本原因，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在原有的国有和集体经济之外，出现了很多新鲜的主体形式，如私营、中外合资、外资独资、联营组织、企业集团、个人独资、农村承包经营、个体工商和个人合伙等。这些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灵活选择，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各个层次，并在社会需求中形成“物质流动”，使市场日益活跃、经济快速增长。
２．政府管理经济民主化。按照市场经济民主本性的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由以前单一的计划行政模式转变为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综合模式，直接的微观管理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强制性行政命令转变为非强制性的行政指导。
３．经济运作体制民主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经历了运作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其中最为典型的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历了国有国营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厂长责任制到构架企业法人内部治理结构，从工厂制到公司制改造，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从分散经营到横向联合和集团化，从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内部改革到制度创新，从试图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到通过有抓有放从而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从单向改革到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寓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之中的。
４．市场主体内部管理民主化。经历了市场浪潮的大洗礼，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市场主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管理来确保生产者的主人翁地位，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也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为此，中国通过立法来支持和保障相关民主权利，如企业法规定的职工代表大会、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等。
（三）经济民主目标的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
经济民主必然落脚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上。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中，他提出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经济民主思想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解放，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始终坚持这个理想，又要紧密结合中国脱胎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实践，确立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邓小平针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４］（Ｐ１１０），“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４］（Ｐ１５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４］（Ｐ３７３）。应该说，这是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准确把握。如果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少数人垄断了改革成果，那改革就会背弃人心，就会最终“转向”。而要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就是在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前提下，确保经济发展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当然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坚持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里又有一个逻辑结构，以前由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导致的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富”。在这个框架里，中国制定了很多富民政策，有效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走上令世人瞩目的致富道路。
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在当前的实践意义
从经济民主的逻辑演进来看，当前中国在启动改革激发活力和市场化改革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第三个层次上遭遇了现实的困境：在“蛋糕做大”之后，那些为做蛋糕付出艰巨劳动的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分享到蛋糕的甜蜜，这是与“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内在要求相悖的，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危险”的。而这些年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背离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共同富裕”上来看，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表现得极为严重：
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资料显示，１９７８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２．３７∶１，１９８５年缩小为１．７２∶１，２００３年扩大为３．２∶１。如把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和福利等因素考虑进去，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大得多，有人认为达到了５∶１或６∶１，为世界之最。
２．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资料显示，２００２年收入最高的５％人群组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近２０％，最高收入的１０％人群组占社会总收入的３２％。在富裕阶层扩大的同时，低收入人群也在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陷入绝对贫困。
３．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据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行榜显示，最发达省份是最不发达省份的１０倍多。
４．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随着改革深入进行，行业之间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有些行业由于占有较多国家投资和占据垄断地位而获得较大利益，员工的收入也较高，而有些行业则处境艰难，员工收入和福利都很低，甚至无法保障。这些差距显然已经违背了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中“共同富裕”的要求，违背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原则，甚至会引发社会对抗，导致社会不稳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党中央对这些问题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并在大政方针上制定了一些新的举措，尝试对这一现象加以纠偏。但是要真正使改革具有一贯性，还得回到源头上获取思想资源，也就是说，要回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回到对这一本质的实践把握中，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在经济民主的意义探索上实现对问题的根本解决，这与邓小平的预期也是一致的。他曾在论及避免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时认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２０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４］（Ｐ３７４）。
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强劲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可以在如下方面力行贯彻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第一，要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第二，严格实施法治经济。民主和法治是一体两面。经济民主也势必要求经济法治。利用法治，一来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和惩治腐败，二来保护人们的合法收入，整治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也可以在立法上体现出民主精神，体现出人们的利益诉求，并在经济决策中体现出来。第三，采用税收调节。要强化国家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制定公正合理的税收政策，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对税收的转移支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税收为杠杆，调节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第四，贯彻积极的扶贫政策。所谓积极，就是要授人以渔。我们一直以来的扶贫政策事实上起到了越扶越贫的反作用，也就是输血式扶贫。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把资源用到恰到好处，重要的是使得被扶持对象恢复造血功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即真正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在一些重大方面要深化改革思路，比如农地矛盾。回到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说法，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就是“最大的民主”。